从“所”字词义误增论词义研究方法

    从汉代到当代二千多年中，语言学家有为“所”字续增新义的明显趋势。郑玄、何休、王先谦、王念孙、王引之、刘淇、吴昌莹、张相、杨树达、黄侃、杨伯峻、裴学海、徐仁甫、日本太田辰夫及其他一些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所增的新义有：何；可；结构助词之、是；代词此、其、尔、谁、哪儿；形容词是；副词且、尚、但、相；名词道、知、意、时；语助词；指事词；词尾化，等等。

    这二十多项杂乱无伦的词义竟能共寓于“所”字，实在不可思议而应置疑，然而绝少见有所检讨，仅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全称代编》第529页附注中曾简言：所谓的时、可义“似属望文生训”；而、之、其、是、何、如此诸义，“皆望文生训”。但也只是认定而无论证。古汉语论著对这些新义互为推助的反而要多，《汉语大词典》(后文简称《汉大》)也多所采纳。笔者逐一复查这些释义，居然无一例可以成立，应予全部否定，宜另文详为辨证。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不科学。本文先以简御繁，专就各种错误情况作揭示评论。这不仅可以证明这些是误释,而且对论证词义的正确方法和要求，坚持词义的普遍规律也是很有意义的。按其主要者分为十类情况叙述如下。

    一、误以“通”当作“确”

    关子正确阐释词义，王力先生在《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说：“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的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讲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解释都能通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徐仁甫《广释词》(后文简称徐书。其他引例仿此）“何”义之例，嵇绍《赠石季伦》“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本言各种享乐虽有不同，但摧伐性命却相同，这是人们所不了解的。讲成为何不识，仅是事理相通不背。《庄子.知北游》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犹言果蓏之理，此人伦所以相齿比也。“所以”提示或指代方法，徐书讲成可以相齿，是合事理的另一种说法。《史记.甘茂列传》“臣不知卿所死处”中言所死之处。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却变通为“卿之死处”，而言“所”字义即为“之”。《诗经》“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这是公认的助词，与誓言“所……者，有如......”中同。裴书却讲成代词“其”。《文子.道德》“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本言：道是民所共同奉行的，法是民所共同遵守的。它的事理基础是可以奉行、遵守。高适《同群公宿开清寺赠陈十六所居》“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言所缺少的一项就是未穿僧衣，否则就真是僧人了。也可表述为：尚未披袈裟。《汉大》仅仅据此就释前例为“可”义，后例为“尚”义。

    这种新增词义的错误方法实在明显而低陋，完全谈不到是论证研究。这些例句中的所字并无疑难之处，略懂文言的人也会正确地以常义理解而通畅。增释新义全无必要，只能是为强求新义而立异的一种幼稚而不严谨的学风所使。可惜这样的例句却是很多的。

    二、对于难句只求粗通而不求甚解

    《汉书.董贤传》：“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颜注“言酒在体中”，避言所字之义。王先谦补注“酒所，犹酒意”，又以二例为证。《汉书.疏广传》：“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邓展释句意为“宜令意从大人所出”。又《薛宣传》：“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令椽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颜注：“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言之。”王先谦抓住这两“意”字，以为是释“所”，而言“有酒所”中相同，却说“颜注失之”。

    这三个难句以“意”作释也仅是粗通而已。“醉意”尚是后世语词，《汉书》更无“酒意”的说法。“处所”常连文同义，“所”可用为“处”而指情况。“有酒所”即在被酒情况下，所以可换说成有酒意。今口语“难处”可以直接是困难地方或困难情况，可为参证。至于“宜从丈人所”、“自从其所”即从你老人家角度、从他的角度说出那个意思来，即仍是处所义而指态势、地位、立场、角度之类。

    但刘淇《助字辨略》于“有酒所”言：“师古训所为处所义，故云酒在体中，恐非。此言被酒而已，未至沉醉，故云‘有酒所’。此所字亦是语助，不为意也。”按“被酒”句意粗通，但是，究竟是“有”字，还是“所”字之义为“被”呢？“被”之义为动词蒙受义，怎么又成为无义的语助呢？终于由粗通而不通了。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举《汉书?周亚夫传》：“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裁，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日：‘此非不足君所乎？”以为也应释为“意”。按，无箸是招待不周；无切肉是做工粗放不精细。因而不平之心显于面上，皇帝便故意为难他：我的酒宴不会达不到将军处的水平吧？所即处所，指将军府。这是用心计而委婉说法。对此不细审，便以为是直言“不满足你的心意”这样粗通的句意了。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例《西京杂记》：“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者为弟。”’释为“何”。然而岂有不知以先后定兄弟的。句意实是“疑所（以）为兄弟”，即对定兄弟的根据有所怀疑，即后文所补叙的一种俗说：后生者在母腹中位置在上应为兄。“所以”仍提示原因，言对定是兄或弟的原因怀疑。

    三、把词的能记与所记混淆

    文炼《与语言符号相关的问题》：“语言符号的能记是声音，所记是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集’，每个语言符号都包括许多成员。例如‘我’的声音是‘wo’，意义是自己，但并没有确指某一对象。在具体运用时，‘我’或者指张三，或者指李四，这里体现出符号的转化。就是说，原有的语言符号(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变成了能记，而所指的具体对象成为它的所记。”也就是说，不能把李四之类混淆成“我”的词义。所字的释义却多属此类。《魏志.夏侯爽传》注引《魏略》：“文侯印绶所在？”周一良先生《三国志杂记》言此类句子中“所”字是何所、何地之义。太田辰夫甚至说这种所字之义就是“哪儿”。张永言先生主编《世说新语辞典》言“所”有“何”义，江书同，例证多有同类句子。其实“印绶所在？”确义应是“印缓的地方？”以语调及语境示问，未用疑问词。“所在”为词，地方义。也可以说，“所在”的能记已转成“在、什么、地方”的复杂内容。不辨于此，便把“所在”强拆为“所、在”的结构，而误以为“所”之义是“何”。《世说.政事》：“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实际是说不知所说的是否合宜，过后才觉不妥。绝不是不知说的什么话。此例所转变的所记或可表述为所言怎么样，于是被误以为“所”也是疑问代词“何”之义了。

    四、错解句意或使句意不通

    《汉大》：“所事：指某一件事，这件事。”即指示代词。四例全误，如《水浒传》第73回叙强盗冒充宋江抢了太公女儿，李逵误信便答应向宋江要回女儿。与宋江对质并无此事，太公便问“好汉，所事如何？”即所做的事怎么样了？“事”是动词，组成所字结构。第64回：“我们被擒在此，所事如何？”是问所该做的是什么？指降或逃之类。由于把“事”误以为名词，便又把“所”误解为“此”。

    《晋语》“除君之恶，唯力所及”，即尽我力所能及。力，主语；及，谓语。裴书解为“唯力是及”，即所字是使宾语前置的助词，施事被误成受事了。而“达到力量”不成话。《汉大》也是如此误释。《左传.襄公十三年》“二三子唯所欲立’，是直言要立谁就立谁。徐书把所字讲成谁，成为询问立谁。陆机《齐讴行》“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复将去，长存非所营。”本言时代、事业的营运不是停滞的，以此勉励对方，徐书误解所字义为尔，句子哲理力量大减。《韩非子.七术》“吏以昭侯为明察，乃悚惧于其所，而不敢为非。”言在自己岗位上恐惧。裴书释所字为如此义，句成：恐惧在他们如此。佶屈聱牙之至。所即处所，指岗位、工作。

    五、对于泛化的所字结构失之交臂

    动词、形容词带上所字组成所字结构后成为名词性，这是所字结构的语法规定性。但是有不少的所字结构仍是动词性，即所字不再具备改变动词为名词的语法作用，仅仅是一种纯形式的依附，这种所字结构的词性和意义仍同于所依附的动词本身。笔者把此称为泛化的所字结构，因为它是一般的所字结构突破约束而扩大范围，从而泯失了原本语法作用的结果(其他一些语法形式也有泛化现象）。例如“所爱”是所爱的人或事，便是正常的所字结构，而“此物我所爱”即此物我爱，“我所爱的物”即我爱的物。后二例中所字本无需要，就是泛化的所字结构。

    所字的这种用法带有特异性，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但学者认识得还不细致。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言：“所：语助词，放在及物动词的前头，没有意义。”这种描写虽不能算错，却也失于简单，未曾揭示何以会如此。而且说“这种用法是六朝以来即有的”，其实先秦巳见。语助词的定性似乎也嫌笼统。可以说，要为所字增义，蒋礼鸿如此所释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而难能可贵，可惜却被被许多增义者疏忽而另作错误解释。

    由于它带有冗余的特点，在失之交臂的同时，就会有误解趁虚而人，许多误增的新义就是由此而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更笼统地称为指事之词。他说“所伤了我的性命”、“所除长安府尹之职”的说法中所字各指伤性命、任官职的事，反而把人说糊涂了。所以蒋礼鸿先生评论：“这个说法要把‘所’字说出个意义来，实在是很迁曲难通的。”《盐铁论.未通》：“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所厌义即厌，是泛化的所字结构，句言怎会厌橘抽呢？《经传释词》却误释为“可”义。《论衡.说日》言太阳“附天所行”，即依附天体运行，《汉大》误释为“而”。

    六、断词或断句失误

    《汉大》作为为疑问代词...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