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对志怪狐狸精的扬弃

    三、蒲松龄的扬弃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对徐铵《稽异录》论言：“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文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明末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蒲松龄狐狸精题材正是顺应着从六朝之古质发展为唐人传奇之缠绵的大道，而更加细密完善，终于脱离了单纯志怪的窠臼，从而达到高峰。唐人传奇之缠绵，还只是爱情的缠绵，蒲松龄以此为核心，推及到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为志狐狸之怪，而是借狐狸精形象反映现实，褒贬善恶，发扬人伦。蒲松龄以传统文化所褒扬的人伦为准绳，对传统的狐狸志怪因子一一审视而扬弃取舍，并有所创造。从而鹤立鸡群，卓绝不凡。

    对原生性的因子或继承，如《纷州狐》狐直言：“狐不能过河。”对狐带香囊，《嫦娥》更演绎成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嫦娥知其为己，因暂归宁，故予之间，瞩宗窃其佩囊。已而颠当果至，及解衿，狎笑。胁下有紫荷囊，将便摘取。颠当变色起，曰：‘君与人一心，而与妾二！负心郎，请从此绝。”宗先与嫦娥相爱，后又爱是狐的颠当。嫦娥阴谋除去颠当的香囊，使狐的臊味不能遮掩，宗就不再爱颠当而爱自己。

    《捜神记.胡博士》狐以谐音而姓“胡”，在写法上只是向读者透漏是狐。蒲松龄的继承而变化如《黄九郎》中姓“黄”，《娇娜》中姓皇甫，都双关毛色黄。《凤仙》中姓皮，因山东许多地方把狐狸叫：皮子、皮狐、皮狐子。（其实“皮”是“貔”的记音别写。《尔雅.释兽》：“貔：白狐。”)蒲松龄的狐更自言是狐或供认不讳，则是狐对当事人自白，有明人不做暗事的坦诚。如《狐梦》等：“我，狐也。”

    狐不制衣，狐以花草隐身变美女，都与人伦无关，蒲松龄便作反向改造而点石成金。《辛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日以纫织为事。闲来只挑绣。”《鸦头》：“女作披肩，剌荷囊，曰获赢余，饮膳甚优。”

    狐善盗与人伦妨碍，改为暗借。《狐嫁女》写狐盛情待客：“酌以金爵，大容数斗。”客暗偷一只以证敢入狐怪之处，狐本知客盗爵，但给他留面子而不说破，只能暗中奉还七爵。后客中举庆宴，有世家持七爵来贺，与所偷者精美同制。于是问来历，答：先祖在京中觅良工所制，共八爵，传给我后，已经密存十年未动用，今始知竟失一爵，殊不可解。此人便知即是狐为待客而暗中借用，事后只能暗中奉还七爵。他良心发现而自惭，于是自我道出那所缺的一爵为他所盗的始末，遂使八爵合璧。在狐善盗因子中兼顾了狐预知、借物归还等。《狐妾》叙宴上临时需汤饼，狐先从铺中摄致，后付钱。

    这些描写是统一于切近狐狸形态。目的正是鲁迅所说：“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再没有哪一位作家对狐狸精的描写有这样的匠心。

    蒲松龄大大加强了狐博学聪明的因子。蒲松龄笔下之狐，大多儒雅博学，多才多艺。《娇娜》：“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案头书一册，签云《琅环琐记》。翻阅一过，倶目所未睹。”许多篇中详叙狐教人弈棋、作诗文、读书应举，成效甚异。《冷生》：“少‘最饨’年二十余，不能通一经。”经狐指点，“每得题为文，则闭门枯坐；少时哗然大笑。窥之，则手不停草，而一艺已成矣。脱稿又更见精妙。”《宦娘》中宦娘本是鬼之女，苦心学琴，老师以为狐。陪衬而补充出狐博学的由来，为前人所不及。

    《恒娘》中妻美于妾，丈夫却宠妾。妻求教于狐，狐以“纵”指点：纵夫之爱，概不阻碍。果然夫转爱于妻而不顾妾。妻又求教道则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终不能知之也。纵之，何也？”答：“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丈夫之爱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获，而幸其所难遘也。纵而饱之，则珍错亦厌，况藜藿乎！”

    蒲松龄的狐狸更善变。变美女、俊男、老翁、媪妪等。变男子代夫应考。变娈童以投权要所好而使他毙命。变是为获情爱，结友谊，济善弱，惩奸恶。而前有的多是变美女的千狐一面，是吸人精而成仙的损人利己。蒲松龄也有《丑狐》：“衣服绚丽而颜色黑丑。”《毛狐》：“（经）盛妆……亦风流于大足驼背者”，致使对方有“吾闻狐仙皆国色，殊亦不如”的遗憾。狐言：“吾等皆随人现化。”随人现化，正是蒲松龄对狐善变的推广和充分发挥。

    蒲松龄也有少量纯志怪性的狐狸，而写法也往往与旧不同。《捉狐》用带子把狐捉住，“乃执带之两端笑曰：‘闻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缩其腹，细如管，几脱去。翁大愕，急力缚之；则又鼓其腹，粗于柱，坚不可下；力梢懈，又缩之。翁恐其脱，命夫人急杀之。夫人张皇四顾，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顾示以处。比回首，则带在手如环然，物已渺矣。”这是对善变人的陪衬补笔。

    次生性的因子只有哗众取宠的效果，不仅与狐狸习性丝毫不沾边，更没有任何人伦意义，绝大多数(狐截人发、狐老无毛、狐天未明则整发结髻、狐戴髑髅拜北斗、狐能守印、狐声如婴儿)被蒲松龄抛弃淘汰。少数也被改造。如旧说狐狸精身躯庞大，蒲松龄则常以“轻”“小”来暗示为狐。《贾儿》称“小丈夫”，《小髻》说“尺许小人”。《杨疤眼》：“一小人，长二尺以来。”《刘亮采》叙狐投生为摯友后嗣，“既长，身短”。《狐四相公》狐自言：“先生于道途间，觉有细沙散在衣襟上，便是吾辈从也。”或言如犬、如猫。《犬灯》：“荧荧飘落，及地化为犬……入闺中，化为女子。”《酒友》：“摸之，则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烛之，狐也。”

    蒲松龄基于狐博学聪明而新创造的因子。

    狐待人友善，乐于扶助。《秦生》：秦生制药酒，误成毒酒，未忍弃。后酒瘾大发而无酒，试以此毒酒解馋，不料果然毒死。棺木未备而待葬，“忽有美人入，身长不满三尺，径就灵寝，以瓯水灌之，豁然顿醒。叩而诘之，曰：‘我狐仙也。适丈夫入陈家窃酒醉死，往救而归。偶过君家，彼怜君子与己同病，故使妾以馀药活之也。’言讫，不见。”窃酒醉死，坦言不为耻；同病相怜，救人不邀功。

    古代作品对房事的叙写有两个极端，由起初的讳言而相反变成露骨低劣的乐道。蒲松龄在写狐作品中开创了一种现实、开明、健康、趣雅的表达方法，到现在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狐梦》狐妹婚礼后，狐姊戏言：“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妹畏人数胁骨，遥呵手指，即笑不可奈。便怒我，谓我当嫁鹪鹩国小王子，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剌破小吻，今果然矣。”如蜻蜓点水，意到传神，不贪多笔。《莲香》：“以君之年，房后三日，精气可复，纵狐何害：设旦旦而为之，人有甚于狐者矣。”《狐联》“戊戌同体，腹中只欠一点”，狐以此上联作**挑逗，书生木然，情不开窦而不能对。狐虽继对下联“己巳连纵，足下何不双挑？”却因为不是佳偶，而兴味索然，当即离去。所谓“腹中只欠一点”既指女性生殖器是空洞形，与男性生殖器是突出的不同，也谐音“釜中只欠一点”而指想**。性隐语以鼎、炉、锅、釜等指女阴。“足下”又双关“足下入洞中”而指**。性隐语把男阴说成腿、足、脚等。

    《巧娘》情节复杂，便笔墨较多，把狐性淫改造成为狐懂而善于性治疗。傅廉“天阉，十七岁，阴才如蚕。”她“下探阴处，乃停手怅然，悄悄出衾去。俄闻哭声。生惶愧无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时在半夜，狐媪“探手于胯而验之。笑曰：‘无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犹可为力。’”服药一丸，“比五更，初醒，觉脐下热气一缕，直冲隐处，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自探之，身已伟男。”这自然是夸大笔法，而道理则可悟人。平实而言，药仅是诱引辅助，心理慰抚鼓励才是主要的。狐媪是以岳母身分为女儿排忧解难，舍她而其谁？巧娘与生**已谐，巧娘问：“何前之渺渺，而遽累然？”答：“前羞见客，故缩；今以诮镑难堪，故作怒蛙耳。”是合乎科学的性心理治疗细腻描写。

    无独有偶，《小翠》中十六岁之男不能知牝牡：父母只怕狐妻嫌弃。“而女欢笑，不为嫌。”她爱他，想了一整套的以退为进的方法，用各种间接的玩耍消除他的因严肃而怯儒，促进性意识。却因不为公婆理解不配合而未奏效。又使用“热浴法”，使他血气骤通。“自此痴癫皆不复作，而琴瑟静好，如形影焉。”

    蒲松龄对狐炼丹与媚珠的改造，可谓化腐朽为神气，把前者改造成狐有治病救人的金丹；把后者改造成狐用吐纳法及五禽术锻炼强身，是练成金丹的方法。《娇娜》中直接用所吐红丸使孔生死而复活。《王兰》叙鬼偷狐丹使腐尸还魂。还有多篇是狐有高明医术而互补。《封三娘》狐言：“妾少得秘诀，吐纳可以长生。”“世传并非真诀，惟华佗五禽图差为不妄。凡修炼家无非欲血气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验邪？”《莲香》狐房事有节，鬼问：“狐能死人，何术独否？”狐答：“是采补者流，妾非其类。”

    蒲松龄所写狐狸的怪异都是以正统人伦文化为准绳，以切近狐狸自然习性为前提。怪而不僻，异而不邪。写狐狸的怪异不是目的，而是塑造正面人物的手段。塑造的狐狸精人物，情操高尚，勤劳智慧，除恶向善，亲切可爱。

    可以与他人的写狐作品比较。《潍水狐》是对清代纽诱《觚剩续编》卷三《事觚.豹仙》的改造，基本情节不变，重要的变动有两删一增。原文中赵翁访狐翁豹仙时：“美姬渐次出……。豹仙笑指诸姬曰：‘此皆老夫养生之具也。’”又说“赖有狐氏八仙，从侍巾栉，红粉四班，命曰阴猎。逾月则遣一班于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兹，合同而化，运之以气，葆之以神。延生之术实由于此。”即让雌狐采补于多男，此雄狐又采补于雌狐。这样的内容被删除尽净。原文中李蟠骂狐，狐以李“天禄甚高”而逊退，不敢揭露他“实伤阴德”。这样，狐与假恶丑的斗争有了局限性，也被删除。

    增加的一层：“因自言为狐。李骇绝，逢人辄道。邑缙绅闻其异，日结驷于门，愿纳交翁，翁无不抠倭接见。渐而郡官亦时还往。独邑令求通，辄辞以故。令又托主人先容，翁辞。李诘其故，翁离席近客而私语曰：‘君自不知，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亦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唐《教坊记》张五奴纵妻**，“但多与我钱，虽饮亦醉，不须酒也。”即增加了狐友善待人，人乐于为友，而狐对衣冠禽兽不齿的内涵。两篇作品遂天差地别。

    明周玄曄《泾林记事》：一群人捉狐，狐见醋瓶未盖而隐入。众塞瓶而煮，狐变成一纸团与一根铁丝留在瓶中而逃。蒲松龄《狐入瓶》脱胎于此，也是一般的志怪性小品，不负载社会性主题。修改成：“每闻妇翁来，狐辄遁匿其中，妇窥之熟，暗计而不言。一日，窜入，妇急以絮塞其中，置釜中……拔塞而验之，毛一堆，血数点而已。”便既是突出了以智捉狐，狐的怪异却也相对“合理”了。

    纪昀的弟子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先生尝言：《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天宝以上古书……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捜神记》，小说者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者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设出自言，似无此理，设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闻之，又所未解也。”是批评既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有六朝志怪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两种不伦不类。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八又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绩，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闻达《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藻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

    其实纪昀的微词完全不能成立。他自己不能认识志怪文学的发展方向，守旧嗜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仿写了许多单纯追求怪异的狐狸精作品。如卷十一《吴林塘言》狐欲纳一夫，条件是：每前五日与夫居，后五日上山给主人执役。丈夫后来发现所谓上山执役，是另给一人作妇。于是两夫吃醋而斗。狐嬉笑劝解说：“尔辈勿斗，吾明告尔：吾实往来于两家，皆托云上值，使尔辈休息五日，蓄精以供采补耳。今吾事已露，尔辈精亦竭。无所用尔辈，吾去矣。奄忽不见。”又如卷十四《一奴子》写狐采补。“每夜辄来，必换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丑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岁馀，无一重复者。不知为一狐所化，抑众狐更番而来也。……其尤怪者，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白须髴髴；妇所见则黯黑垢腻，一卖炭人耳。同时异状，更不可思议耳。”这样的怪异只有片时哗众取宠的之效，而无长远深刻的人伦内涵。

    纪昀把蒲松龄作品称为“才子之笔”即优秀文学的作者，这是对的，把自己区别为“著者之笔”，以示自我褒誉，正暴露了他没有充分理解文学的艺术性。他既不知道单纯怪异的无文学性，依然不知道蒲松龄作品的艺术性。他所写的单纯追求怪异狐狸精也是文学，而非“劝惩”性的经史论著；他所写的单纯追求怪异狐狸精只是志怪文学，从文学史来说，只是志怪文学末流的回光返照而已。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的确是“著者之笔”，而他的那些怪异狐狸精只是志怪文学，则既不如“才子之笔”，也不是“著者之笔”。

    由于单纯追求怪异，于是土石草木，飞禽走兽，竞相怪异，便泛滥而陈俗。以动物成精变人来说，仅《捜神记》卷十八、十九，就有鹿、虎、猪、羊、狗、鸡、蛇、鼍、獭、蝎等。而从全部志怪文学来说，却只有《西游记》的孙猴子、蒲松龄的狐狸精与《白蛇传》的白蛇青蛇成为脍炙人口的形象。基本原因就是以志怪为手段，以申扬人伦为目的。

    (原载《励耘学刊》文学卷2010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