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君》、《湘夫人》人物、情节、主题的驳议及新探

“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翾。”高适《途中酬李少府》：“鹏鸿列霄汉，燕雀何翩翩。”与白诗意同。即“翩翩”也可以指小飞、低飞、近飞、笨飞之意。若言在原地或移地甚近，则为低飞、慢飞、笨飞；若言连续移动而远，则为状其轻快。一词可两指，应据语言环境而确解其所指。“斲断冰兮积雪”，“石濑兮浅浅”即限定此“翩翩”状船晃动不前。如果诗中此层不写返程，则难以引转至“夕弭节分北渚”一层。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应是追忆以往湘夫人有爽约之事，事后曾以忙于神职作释。《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帝之二女”，郭璞注言“天地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也”，即湘夫人的神话初型。郭璞又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动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即言湘夫人推波助运，调节风云的神职。看来她们都是恪勤的女神。以前她因忙于工作，耽误了谈情说爱，颇引起湘君的意见，甚至怀疑她另有所恋。这是将神灵写得世俗化，正是塑造了湘夫人可亲可感的性格。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这个“夕”应是湘君寻湘夫人当天之夜。北渚则为湘君驻地，也是约会湘夫人之地。弭节北渚不是等待约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住地。所以“鸟次兮屋上，水周舍堂下”是正常的景象，不是特写的荒凉。有屋有堂，流水环绕，可示北渚为湘君幽雅的住地，也是以往及这次约会之地。鸟儿和流水使湘君产生丢弃玦佩的念头，因鸟儿睹此可飞向四方传言，流水自可漂浮弃物而让别处神灵共知。必能传于湘夫人，以表绝情。这就是写鸟写流水的表达意义。这样不仅情节是完整合理的，而且也符合神话的特点。“下女”句必是泄愤绝情之语：我宁愿另找个低贱的姑娘，再也不要你这位贵小姐。“逍遥"和“容与”的开心义即指远走他方另结新职。于是他气得也不想在北渚过夜，当即就离开了。

    现在再叙《湘夫人》。诗的情节正与湘君捐块弃佩而出走北渚相承。她从传言得知此变,连忙赶到北渚。“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即题目所示的湘夫人。“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言湘君确是不在他的此居处。于是她“登白瑱兮骋望”，亦不见存留的迹象，自然就深为“愁予”。通篇全是出场人物湘夫人自叙。

    马茂元先生言：“帝子”和下文的“公子”，“佳人都是指湘夫人之词，“这篇是湘君想念湘夫人的语气，由扮演湘君的男巫独唱。”但此有几碍：(1)湘君既然想象湘夫人已降北渚，必不会有“愁予”反复描写。（2)诗如写湘君之思，何以又偏以被思而未降的湘夫人命题?如前所叙，“帝子”句是诗人叙湘夫人后来北渚，证实湘君出走因而自愁。这才是合文意又合情理的。

    “与佳期兮夕张”句，马先生认为，“是说（湘君）计算着在约会那天的傍晚，做好一切准备，等候湘夫人降临。这里的‘夕’与上篇‘夕次兮北渚’的‘夕’字相应。”笔者虽然认为把这层意思理解为湘君想象是不确的，却认为两神原来约会的时间就在“夕”时，地点就在北渚的理解这一局部是完全正确而且极为重要。由此还应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约会本在夕时、在北渚，那么《湘君》诗中湘夫人为何不在夕时直接来北渚与湘君约会？为什么偏要大大提前时间，在日间经沅湘，历洞庭，至大江，四处奔波地漫无目标地寻找湘君？未找见的湘君究竟是在哪里？湘夫人既然夕时已到约会地北渚，并且要将杜若赠给湘君的侍女重结友好，必然是在此再等湘夫人。可是《湘夫人》叙湘君来北渚并未见湘夫人，她又哪儿去了呢？除了有意互捉迷藏之外，就难以解释这一连串的情节问题。实际上是这种持论把两诗的寻人者和被寻者弄相反了(从而也把诗名同诗中出场人物弄相反了）。也因错解了“聊逍遥兮容与”的远离出走之义，便未能参悟《湘君》中急欲早寻湘夫人的湘君终于转变为不愿再见湘夫人，这才是湘夫人虽来北渚而不遇的原因。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潺”，王逸注：“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近而视之，仿佛若存，远而望之，但见流水水潺潺也。”洪兴祖补言：“此言远望楚国，若有若无，但见流水之潺潺耳。荒忽，不分明之貌。”今人对于“荒忽”之意皆用此旧说，如马先生言：荒忽：若有若无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在远望中只见到沅水和澧水在潺潺声中不断地流着，可是他所约会的人却没有随流水以倶来。今按，若有若无，是不能肯定有，也不能肯定无，但诗实言欲见之神未来，据此即可知“荒忽”应不是若有若无义。王逸以为是屈原望湘夫人，人对神灵之形的惑知，固可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但马先生认为诗写湘君望湘夫人，同为神灵，则不当也是“鬼神荒忽，往来无形”。又，按王逸说，屈原对湘夫人“近而视之，仿佛若存”，已经如愿可亲致诚意，何须憾于远望之若无呢？洪兴祖不取望湘夫人之解，另言是望楚国之意，也许就因为近视神灵若在不合诗旨而不从。但洪氏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见流水之潺潺”，则是分明不见**之楚国，正与“远望楚国，若有若无”矛盾。以事理言，楚都实是望不见的，而以感情音，楚都又是犹在眼前可望的。这种情况并不是“若有若无”，也不应有憾恨之情。这诸端背理，更证明“荒忽”不是不分明之貌，不是若有若无之意。

    “荒忽”确有不分明之义，但它的本义是极远之地，此处即用此本义。“荒忽”与“远”同义复说。“荒”有边远之义，“荒服”、“八荒”、“大荒”即为边远义之用词。《九歌.山鬼》：“平原忽兮路超远”，一本作“平原路兮忽超远”，“忽”亦为辽远之义。《九章.涉江》：“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言漫长之征路，何处是终极。《怀沙》：“修路幽弊，道路忽兮。”忽，远之义。《远游》：“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七谏.自悲》：“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慌忽”通假“荒忽”，言极远。把“荒忽兮远望”句解释作“远望若有若无，只见潺潺流水”，恰成前后矛盾的病句。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滗。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陆侃如译作：“傍晚渡水啊到那西岸，听见好人儿啊向我召唤，我赶快驾着车啊同你一起去寻欢。”郭沫若译为：“晚来渡过西边的岸头。听说好哥哥他在叫我，要和我一道逃走。”都未点明“西滗”为到北渚之所经。陆译给人一种错觉：听见召唤是至西岸后的新情况，则湘君就在附近，那又何以湘君实际不在。实际情况是，召唤是叙言前之约会，正是经西滗至北渚的原因。郭译“逃走”之意是误加，二神之爱并没有外来的逼压，没有欲逃的情理。“听说”只能是听他人传说，也不妥。

    “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陆译：“九疑山上的众神啊都来欢迎，你和侍从们前来啊像流云一样。”是说九疑众神来迎娶湘夫人，此不妥。二神均为湘水之种，既不宜说湘君为九疑之神，更不宜说将湘夫人娶到九疑。将湘君同九疑挂钩，是以舜死于九疑为媒介的。但舜与尧二女生前本为婚配，本不会有死后再次恋爱而成婚之理。此可证本文前已言及的湘君与湘夫人，舜及二妃的死后神灵，是各为一系的神话传说，此诗中湘水神应与舜的史迹无涉，因此，湘夫人想象自己的婚礼地点应在湘水区域。“并迎”应是湘君夫人欢迎来贺婚的众神，“九疑”泛指远来的陆地山区之神。再从“筑室兮水中”一大段诗看，明言婚室确在水中，所用的水生草木饰物，也全是屈原笔下的沅湘、洞庭水域之产。我们不要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违逆湘地古代民俗。强将湘水神灵的户籍迁改为九疑之地。“灵之来兮如云”，陆注“灵，指湘夫人”，但湘夫人就在此地，怎能言她“来”此娶自己？她是一位神，又怎能言“如云”？马茂元先生持见相同：“湘君是古代帝王，死于九疑，当然他所在的地方，九疑诸神会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两句是想象湘夫人降临后在一个新的美好的环境中的热闹场面。可是‘佳人’有约而不来。上面的一切都成为空虚的幻想。”这里仍理解为一般的约会。既是恋人的约会，就不会有“筑室兮水中”的新居特写；既是恋人约会，就不宜有众神在周围。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马先生言远者即湘夫人。然而从两诗的共同点来看，这与“将以遗兮下女”均为泄愤之语，两句之“下女”与“远者”应参互作解，即赠者与被赠者为异性，下女亦为远者，远者亦为低下。筒言之，湘夫人以湘君之道还致其身，抛信物而另在他处寻觅新欢。“远者”应为男性。

    四

    综上所属，笔者以为两诗是合祭湘水配偶神的上下相续的诗篇。两诗出场人物不同，时间相续，情节基本相同，主题继作深化，是合璧之作。分则两篇，合则一诗。《九歌》十一首，何以名“九”？这是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古今学者有一种意见是：《礼魂》遍施奏于诸神，湘君与湘夫人为湘水配偶神，共是九种神灵，故名“九歌”。现在我们认识到《湘君》与《湘夫人》本是上下篇关系，并非可以独立的两诗，就更可以从组诗的结构上佐证“九歌”之说。

    本文以为湘君寻湘夫人未遇，在于他有错误的先入之见；提前去寻，是自己不守约。湘夫人至约地未见湘君，是湘君已出走。这样，虽找而不遇是有原因的，湘君不守约又是因为湘夫人前因神职繁忙而爽约，致使湘君疑她这次也必爽约，这也是有原因的，并且更能表现两神的个性。这种构思才是合情理，有曲折，有说明性，才是具备艺术性的情节。而诸家言两神互寻而不遇，却不能讲明一星一点的理由，甚至多有时间、地点、情理诸方面的矛盾，那不遇的情节，实在是人为的做作，缺乏真实性的合理性，自然不具备典型性和艺术性。对两诗持这种分析，只能是低抑损伤了屈子作品的优美和精华。

    屈原利用神话题材，结合民俗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加工，创造了二神婚前爱情生活中一段误会'任性的故事，写成他们同酿错、同受苦、同鉴戒的诗篇。情节是曲折的，形象是个性鲜明的，结构又是分合两适，明暗互补而独具特色的。两诗各自以示决裂为终，但隐寓着有情人终成亲眷的团圆结局。因为在实际民俗中他们就是配偶神。在祭神活动中舞演两诗的故事，实际等于两神互向对方推心置腹，剖示自己的错误以示检讨警戒，于是他们更为相知相亲，永以为好了。配偶神的客观实际，就是两诗剪裁而未明写的情节的下一步发展。这就是两诗结构的明暗相兼。两诗前后相续面不是重复。没有湘君的猜疑任性，不会有湘夫人的感情用事，牙眼还报。但毕竟是互为因果，都不够冷静，错误双有。同中有异，虽异还同。这就是两诗的分合互适。这种种艺术特点，只有在细致而准确认知情节之后才能充分领会。

    以上结合诗句准确意思的辨析讨论，就两诗的命名，人物飞情节、结构申述了笔者与众大为不同的新议，下面专叙关于主题的置辩。

    自王逸以降，长时期来把此两诗攀附为屈原思君致志之作，这是一种把多种多样的文学创作限制在一个模式的倾向，也是轻视爱情诗的反映。一般说，自清代即有学者提出诗实写神与神之恋，与屈子行事无关，但不为多数人重视。闻一多先生《〈九歌>歌舞剧悬解》及游国恩等继作阐释，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旧说。从主要方面来说，恢复这两首诗爱情题材及主题原貌的意义，就在于两诗表明屈原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同时创造了文学的新品种。以神话题材写爱情，以神之恋表现世俗人情，这是新的开拓。同一主题的作品，分为相续的两篇，这是前所未有的品种。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仅对二《湘》诗从宏观上肯定它们是爱情诗，还要仔细地从微观上研究它们的情节、人物形象、结构，以及主题，达到具体、准确。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还都有疏忽之处；上文辨析了有关情节、人物、结构方面的问题，这里专谈对于主题及思想意义的准确把握。

    古之治骚者将两诗附会为忠君爱国之作，目的是要拔高作品的思想性，现代的楚辞研究者，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以为两诗提炼了群众爱情生活中常见的猜疑、任性、不体谅不尊重对方这类题材，教育求爱者要慎重对待误会、波折，要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这就是它们的思想性或意义。

    这是单纯的爱情题材，没有复合其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复杂因素，因之没有反抗黑暗,揭露丑恶，抨击暴力等内容，无需向这方面分析或强加。

    马茂元《论〈九歌>》(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晚照楼论文集》)总论两诗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两篇的描写，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尽管在彷徨惆怅中表现出深长的怨望，但坚贞不渝的爱情，则彼此是一致的。”也就是持两诗的主题是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后来的一些报刊文章介绍两诗时，也都是采用此说的，但我以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我们不用否认两湘神灵是相爱不渝的，但两诗不是要表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般性的情况，而是要表现对他们来说特殊性的情况：即各自犯过错误，曾经有过短暂的“并非坚贞不渝”。它有可能使他们成为长久的怨偶，为了永远坚贞不渝，需要记住这片暂的“并非坚贞不渝”。或者说诗的内容、主题是对曾经有过的不坚贞表示自我忏悔。马茂元先生以为诗的情节是候人不至却不绝希望，在于没有辨明不至是各自的任性和粗疏而致，这就使他以为两诗与尾生抱柱的故事类似，这是以此为诗的主题的原因之一。

    两诗思想意义之二，马先生言：“像这篇所叙述的二妃的故事，在人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现实生活中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就使得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感情糅合在一起，从而更丰富了故事的内容，扩大和加深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篇中所写的是生离死别的心情，……却滲透着一种爱恋与追求的狂热，充沛地显示出一种生命活力。从这里可看出在黑暗的现实世界里，人民是怎样向往于美好和光明，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和理想。”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太宽泛而不准确了。对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爱情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两诗与它们大为不同，就不能把适用于彼一的也来称说此一。湘水配偶神的互候而不会，纯是自我失误的后果，没有阶级的压迫，暴力的阻挠，完全谈不到于人民群众有普遍意义的悲欢离合，完全谈不到苦难的黑暗现实世界。分析文学作品，必须紧扣它的具体情节和所概括的不同的生活层次范围，也不需要扩大和拔高。准确、合理的阐述两诗的爱情波折和烦恼的具体情节，同样准确合理的阐述此情节所负载的主题，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就脱颖而出。否则，作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就会被泯没，文艺分析也就归于公式化和生硬说教了。

    (原载《喀什师院学报》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