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民俗的三大源流

    乌鸦民俗有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占卜，视为吉兆，二是视为凶兆，三是视为孝鸟。

    用于占卜是对古代战争中侦察经验作扩大化，移花接木宣传迷信。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5年）秋天，楚国以六百辆战车突然攻打郑国，一举冲入远郊之门，又冲入外城门。到内城门时，城上的闸门仍然高悬而不放下阻敌。楚国统帅才认为郑国有人材，有准备，诱敌深入，于是又后退了，并且当天夜里全部撤军。其实那是郑国军力不足，只好不下闸门，冒险设空城计。楚军退后，郑国也准备逃跑，间谍人员却报告说楚幕有乌。”即楚军撤退仓促，连帐篷都没有拆，上面停有乌鸦。这证明其中无人，所以乌鸦敢来寻食。郑国就没有逃跑。

    《左传.襄公十八年》载，这一年(公元前555年）晋国攻打齐国，首战大胜。他们在一些高险不能布军之处立上旗帜，设为疑兵，巧意又在战车上扮一个假人充数，战车后拖上许多树枝乱跑，以扬起尘土。齐君登高山观望，误以为他们人多，就在夜里后退。次日早晨，有人向晋君报告说：城中乌鸦的声音很高兴，齐国人恐怕逃走了。又有人报告说：城上停着乌鸦，也有没人管的马乱跑，齐军必是逃跑了。

    这是古代利用鸟的活动来正确判断敌情的名例。有较多的人在某处，一切鸟都受惊扰而不来，不限于乌鸦。只是乌鸦体较大，鸣声响亮，易被人见到。成语“门可罗雀”，是说少有人来，院中常有雀鸟，也是同一事理。

    军事侦察中从鸟的活动捕捉信息，是方便而有效的。《孙子兵法.军行》中就总结了这个经验，形成一套理论。“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来车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意思是：我军距离敌近，敌军却寂静不动，必是依靠有利地形守待。我军远，敌军来挑战，是有备而希望我们进攻。专在易受攻击之处布阵，实是对他们有利的，（不要当成他们的失疏）。许多树枝摆动，意味着对方在前进。有许多草堆为障碍物，是迷惑对方。鸟突然飞起，是下面埋伏的人惊动了它；野兽惊跑，是多量的人隐蔽在附近。尘头高而尖，是有战车来，尘头低而宽，是步兵在前进。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是说：军士拄杖而立，是很饿；打上水就饮，是很渴；前进有利可取却停下来，是太疲劳，心有馀而力不足。鸟儿很多，必空虚无人。夜中呼喊，是心虚怕受攻；营中吵闹混乱，是主将无威信。

    这两套重要的理论中都泛说“鸟”，是周全的。如果专说“乌”，就会片面、神秘化而有贻误。《左传》两言“乌”，可能是实际的偶然性，但观察者和判断者是当成一般的鸟看待，不带迷信色彩，如果是别的鸟，判断相同。

    以鸟判断敌情有相对的科学性，但占卜职业者有意利用它来骟人，就说鸟有神异的预知天能，可用以占卜未来的吉凶。自然就是越过真理一步，反而成为谬误。这都是古代鸟占迷信之源。

    古代鸟占中最早的是用乌鸦占断，而且是吉祥的预兆。这比喜鹊报喜的民俗还要早。

    周文王准备伐纣时，曾暗渡黄河侦察商朝军事情况。《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白色洁亮，古人视为吉祥之色。鱼有鳞甲，与兵士的甲衣相应，古人以为是军战的象征。所谓“有火自上复下”，可能是周武王站着聚神观察迹象，欲见隐微之处，太疲劳，头晕目眩，眼前冒火星而又发黑。史官也是巫者，对此作改变，反向说成吉兆，与白鱼一致。“其声魄”，古人解释为鸣声安详。其实“魄”是“拍”的借字，句言拍翅膀有声。

    说是一团火变为赤乌鸦，自有巫者的神秘根据，这就是上古神话：太阳中有三足乌叫阳乌。阳乌自然是赤乌鸦了。赤火、赤鸦，与眼前冒火星相承；乌鸦之乌又与眼前发黑一致。巫者随机应变，指鹿为马的本领真让人佩服。

    但谨慎的周武王并不相信巫者的奉迎。也许他估计到自己实力还不足，又从头发晕预感到不是吉兆，所以明白地说随从者并不知天命，时机未到。又过了两年，他才伐纣一举成功。

    这个历史事实已说明，乌鸦的吉兆是骟人的，但无人揭露。太阳中有三足乌是神话，另有原因，此不叙。阳乌之名是誉称，犹言光明之鸟。这一说法与军事上的从鸟来判断敌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鸦是吉兆的迷信说法，自然也是巫师们的创造。

    又有汉代讲说阴阳迷信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隐去了火团变为乌鸦的情节，因为不易使人相信。又加上口含谷种一层，寓含一个新的朝代将诞生之意。分明是武王说天命未到，大大扫了诸侯们的兴，又被篡改成皆大欢喜。

    《诗经.小雅.正月》：“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是说：可怜我这个人呀，到哪儿找福禄去呢？你看那乌鸦呀，都落在什么人的屋上？为何不落在我屋上？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乌落富人之屋，即乌知谁家富，是吉兆。但仔细想来，大约是富人家抛弃浪费的饭食多，乌鸦及许多鸟都可饱腹而光顾的。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明帝起居注》：‘上东巡泰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鸟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也。’”（《文选.赭白马赋》注等有引）这位勇武的卫士射中乌鸦左翅下，得乌鸦就是得吉。于是他不放过机会，在称颂汉明帝万寿后讨当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官。皇帝却只赏钱不封官。乌鸦是吉祥鸟，却当了牺牲品。

    三足鸟本是没有的，但史书中记载天降祥瑞，出现三足乌的不少。《东观汉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馀。”

    孙权嘉禾七年时，武昌官员报喜，三足乌飞到宫殿。孙权也说他已亲眼见到，于是改年号为“赤乌”，共用十四年，是最长的。

    武则天授元年，有地方进献三足乌，她十分高兴。但当太子的李旦却看出了破绽，说前面一只脚是假的，武则天扫兴，一脸的不高兴。果然，过了一会儿，那只假腿就自己掉在地上了。

    乌鸦的吉兆本是从周武王开始的，基点太高，一般人不敢奢望。乌鸦报喜，不像喜鹊叫客人到，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即令附会性的“实证”偶合也是要少得多。再加上乌鸦黑色，鸣声是噪音难听，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乌鸦曾是周朝兴起之兆的历史“常识”，绝大多数无文化的人不知道。乌鸦报喜的一说渐次衰落，从而异向增生了它是坏事先兆的俗说。自然，此说的基本背景仍然是古代从鸟的活动判断敌军虚实。

    这一转变也较早，汉代已有文献记载。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汉焦延寿《易林》是著名的算卦书，比《周易》还详细、具体，其中已把乌鸦纳入，而且全是凶兆。

    卷一《坤之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患灾。”是说：城上有乌鸦鸣声像“破家”二字，就是呼唤像鸩酒那样严重的毒药，国家将有大难。卷二《比之睽》与此全同。所言“城上有乌”便是从《左传.襄公十八年》搬来的。但那是齐军逃走，由乌在城上可判断，有特定条件。一般情况下，城上飞来乌鸦，就不是什么的前兆，更谈不上祸事。

    卷七《大过之涣》：“乌鸣庭中，以戒凶灾。重门击柝，备忧暴客。”是说：院中乌鸦叫，要戒备凶灾，多设门卫，防备凶暴的来客。卷十四《旅之困》相同。

    但是，形成对比的是任何鸟，甚至鸡也是凶兆，而且又扩大到兽类。

    《隋书.五行志上》：“京房《易飞候》‘鸡鸣不鼓翅，国有大害。……鸡昏而鸣，百姓有事。人定鸣，系战。夜半鸣，流血漫漫。鼠无故群居不穴，众聚者，其君死……狐入君室，君不居。……野兽入邑……君亡。……野鸟入君室，其邑虚，君亡之他方……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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