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趣难词”的答辩

    隐实示虚，设难成趣的谐音造词方法，是汉语独有的，是群众在方言口语中的创造。由古代“小学”沿承下来的汉语语言研究，先天性有重视经典著作书面语，轻视方言俗语的倾向。语言是群众创造的，语言学理论需要口语和书面语双兼的全面而坚实的基础，却偏失了对作为基础之基础的方言俗语的大力研究。王力先生曾说：方言众多是汉语研究的一大优势。他希望汉语研究能补充和发展语言学理论。笔者认为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就是汉语为语言学理论的一种补充。

    《辞书研究》2002年第3期刊有我的《汉语方言隐实示虚趣难词一以东莞方言为例》。同刊2003年第4期朱建颂《略论“趣难词”》是反响文章。朱先生说：“所谓‘隐实示虚趣难词’的提出，对词义理据的探索，开启了一种思路，是值得重视的。”这是对我的基本观点的肯定和支持，我表示感谢。

    朱文主要是对13个词否定我的谐音解释，并总结说：“但从汉语词汇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类趣难词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所以这一思路不能大量适用，更不能广泛适用，以致形成主观臆测、随心所欲、穿凿附会，把词义研究变成破译密码，那就会劳而无功，更无趣味可言。”对此，笔者先撰文就那些词语一一作深入的答辩讨论。《辞书研究》编辑部认为：从《辞书研究》的主旨考虑，就谐音造词法与辞书的质量作新意申述则更有意义。于是在给《辞书研究》另投稿之后，本文便仅就那13个例词再作深入讨论。顺便先简略说一下趣难词所占的比例。

    说“这类趣难词所占比例并不大，所以，这一思路不能大量适用，更不能广泛适用。”这是很不符合实际的。朱先生仅是从主观想象而言，并没有什么统计数据。而笔者的调查，这类趣难词所占比例很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册中的比例约在词条总数的1-5%。例如：《忻州》(指《忻州方言词典》，其他类似）：4.9%。《娄底》4.7%。《广州》4.2%。《东莞》4%。《柳州》4%。《哈尔滨》2.6%。《温州》2.3%。《银川》2.2%。《武汉》2.0%。《西宁》1.5%。《海口》1.5%。《西安》1.2%。《崇明》1%。《南昌》1%。

    这套词典把关不够严格，收录的无方言特色的词条太多。如：之下、之上、之内、之外、之后、之间、之前；第一、第二、第一个、第二个；一号、二号；老大、老二；一、二、三、十、十、二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一、九十、九十一、一百、八千、一千一百、三千、五千、八千、一万……等等序数词、基数词；天干、地支词；二十四节气名；太阳、月亮、北斗星、天河、银河、风、狂风、大风、小风、乌云、雷、电、雨、彩虹，等等汉语基本词汇。如把它们除过，则趣难词的比例就会再提高。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中没有诸如此类的词语，趣难词的比例高达10%。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收录的趣难词有290个。与总词条总数相比，这个数字很小。但这是因为不知谐音造词法的实际，因而随意性收录的结果。如果按同一个标准(即词语使用频率)来考虑，吸收到普通话中的方言趣难词数目实在要大得多。下面谈具体词例。

    我说粵语指“荸荠”的“马蹄”是古台语与汉语的合璧。朱先生说不是。《汉语大词典》合璧：会集二者的精华；两相对比参照。”也就是两全其美。用“马蹄”指这种蔬菜，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千百年来人们欣赏而使用，不为它正名，就是喜爱它使人啼笑皆非的趣侃。而这正是把古台语之音与汉语的字义出人意料地结合起来的合而美，这也是群众把译音词改造成汉语词的一种类型。朱先生又说“马蹄”词“不存在什么谐音的问题”却也不妥当。因为“马”对应的是古台语“果”的音，“蹄”对应的是古台语“地”的音。本来是从地下茎是果而可吃来说的。译音词的用字要避免连成意思而歧解，却故意成说为歧解的“马蹄”。又如，英语tuxedu，是晚间穿的无尾礼服。香港话音译成“踢死兔”。连我们庆阳人都说的“打的”，其实是说“搭的”：搭乘出租车。趣成：殴打出租车。早时译俄语女名的“娅娜”，近时的“可口可乐席梦思”“迷你裙伊妹儿”“大哥大”等一批译音词不都是利用隐实示虚机制来追求意外之趣吗？朱先生说武汉话“卜七(荸荠)”并不是什么“存音隐义”，但朱先生却不能解释“卜七”为什么是指荸荠。实际上“卜七”充其量只能是对“七”作占卜的意思。当字面不能表示词义时(如通假），都是“存音隐义”的，当代训诂大师都是这样论述的。“卜七一荸荠”，正好对比出“马蹄”的趣难。

    朱先生的《武汉方言词典》：“荸荠：水田里生长的一种植物的地下茎，扁圆形，皮赤褐或黑褐色，肉白色，可以吃。有的地方叫‘马蹄’、‘地梨’、‘地栗’〇俗称‘卜七’。”对于这五个名称都不能解释名义，对于“马蹄”必应介绍周振鹤、游汝杰先生的研究成果而未。当我做了必要的介绍后，反而鸡蛋里挑骨头。

    “粵语区把难写难认的‘馄饨’写作‘云吞’，……并不是什么‘存音隐义’，或者说‘存音’则有之，而‘隐义’却不一定。至于东莞话把壁虎叫做‘盐蛇’，正如武汉把蝙蝠叫做‘盐老鼠’一样，把‘檐’误作‘盐’，甚至附会这两种动物都是偷吃盐的。这也不是什么隐实示虚。”但同是“馄饨”字样，为什么别的方言区不认为难写难认而不误写呢？识字不多的人误写，教师、作家都误写？一误就是百十年？正是语言民俗的一致性。云吞：云吞雾盖。与食物风马牛不相及，分明是以误为趣。而与原“馄饨”的音对应，便是“隐义”。《广州方言词典》：“馄饨：俗写作‘云吞’。”《南宁方言词典》作“云吞”。它们都是“馄饨”与“云吞”同音。《梅县方言词典》同有“馄饨”“云吞”，是近音字。难道只有这些地方的人感到难写？字的难易只与地方有关？“俗写作‘云吞’”，说明是群众求趣的。

    壁虎叫做“盐蛇”，蝙蝠叫做“盐老鼠”，正是笔者经此项研究才知都是以生活在“檐”间取名的。此前没有谁揭明，朱先生《武汉方言词典》“盐老鼠：蝙蝠”条也未及。朱先生说不是有意趣难，而是无知的“错误”。同音误字是个别性的，是会得到纠正的。为什么这两个词中一直错误呢？蜥蜴的方言称名又如以下。雷州：孙龙。海口：龙船。广东宝安：百公蛇。福建南平：壁公蛇。东莞：炮公蛇。忻州：蛇獅哥、蛇獅子。萍乡：狗猫蛇。柳州：落水狗。于都：狗婆蛇。湖北广济：鸡婆蛇。福建福鼎：壁蟹虎。如此等等，朱先生能说都是合事理，或者是什么字的误写吗？同一种动物，能用孙、船、公、鸡、狗、猫、獅、哥、婆，等等大不相同的字来说(这还不是穷尽性的），正可见谐音造词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而五彩缤纷。谁能说不是趣而难。朱先生既然说不难，又为什么不能作解释呢？

    其实，连其中的“蛇”(包括“四脚蛇”在内)都是趣假的。因为蛇本无足。是“舍”或“折she”的谐音。指遇敌有生命危险时，主动断尾逃生。西安叫“蛇腹子”，字面意思是：蜥蜴是蛇胎生的。对于对比卵生的才是蛇。又是另一种奇趣。实际却是谐音“舍(折)复滋”：舍(折)尾后再滋生尾巴。这岂不正是从动物的特殊习性取名而很有文化内涵的吗？如按朱先生解释成无知而写误字，岂不是大杀风景?

    只要方块汉字继续使用，此类不合事理而有意写的“误”字将继续它的生命。从“误字”说就导致低水平的结论：中国的千百万人能把许多明显的误字沿用几百上千年，一误到底。而从谐音则得出高水平的认识，另有文化风景。是有“误”的一层，就有本来的“正”，原来不知正是什么，经隐实示虚研究才知道各自的趣味性谐音。朱先生却说是“主观臆测、随心所欲、穿凿附会”。

    “转写方言词语时还有一个据音写别字的问题，如东莞把‘差皮’（参照南宁平话）写作‘鲊皮’，把‘牙大’(参照甘肃陇东）写作‘鸭大’等，正如北京把‘新鲜’写作‘新新’，把‘顶不住’写作‘钉不住’，武汉把‘红帽头’（冤大头）写作‘红帽坨’，把‘闷葫芦’（扑满）写作‘梦苦罗’，恐怕主要是为了显示方言的语音特征，不一定是为了‘加一层机关’的‘趣侃’。这类词语中有关的字应该不属于谐音，因为没有所谓‘附着的情趣’。”

    按，这几个词并不是转写别处方言词语，不能用“据音写别字”解释。据音写别字不是机制性的，而是偶发性的。别字是个别人暂时的，而趣难词却是方言区全体人历时共地的。别字是消极的误而难，一定要改过来。谐音却是积极的误而难，类似修辞，不必改字。鲊与差、牙与鸭、钉与顶，意思相去甚远，而自成另一意思，对比起来有附着的情趣。我未说“新鲜”与“新新”等是谐音。词首先要达意，其次可求趣。更甚者，为趣而设假设误，“假”“误”与“趣”相表里。研究的任务就是区分趣误和纯误。

    趣假、巧假，是一种美和智。一般人在生活中有这种开玩笑，西方有这种情趣的“愚人节”。在军事、政治、外交中不仅可以巧妙胜敌，事半功倍，而且流传为佳话。诸葛亮的“空城计”在戏曲中不知已唱了多少年，还将永远唱下去。谐音趣难词与此类似。谐音趣难是一种类型，在个体中的趣，有程度的不同，也有只难而无趣的。与昆虫的变态有完全变态与不完全变态一样，谐音造词的书写也有不完全变态，因而只难而无趣的。那往往是没有找到趣难的关键而选字不宜。

    《武汉方言词典》：“孟葫罗：扑满。是‘闷葫芦’的音变。”现在朱先生又补充出“梦苦罗”一种写法。我的看法与朱先生不同。都不是“闷葫芦”的音变。语言学家不能合宜解释时，往往以“音变”或“一声之转”等来做遁词而搪塞。“闷葫芦”是别的方言的说法。武汉人另作趣味造词。或者是“蒙苦落”，或者是“蒙苦挪”的理据。把钱拟人化而叫苦。我一落入就受蒙蔽之苦；或者：我受蒙蔽之苦而不能挪动出来。有的方言叫“憋死猫”，谐音说：想冒出来而被憋死了。殊途同归，机抒相一。武汉话“闷”与“孟”不同音。“落、罗、挪”则同音。“芦”则与它们不同音。武汉人有自己同音的方便渠道，为什么要按别的方言做无意义的别扭音变呢？这个例子说明方言专家还没有设身处地的发掘而张扬群众的语言智慧。

    方言词并没有“为了显示方言的语音特征”的机制。所有方言词必然是方言语音，岂止转写即引进别处方言词才有“方言的语音特征”？况且，语音本来是表示意义的，离开了意义，语音有什么作用？现在还可补说“鲊皮”中又是“脾性”意的谐音：气性差等而不好。

    《武汉方言词典》：“红帽坨=〖耙头〗冤大头(被敲诈的人，枉费钱财的人），据说原指清代满族官员。”完全看不出词义是怎么来的。现在朱先生补充出“红帽头”的一环，很必要,但还不够。因为“红帽头”与冤大头、被敲诈、枉费钱财，都无关系，词义是从哪儿来的呢？今可议言：“红、哄”，“帽、毛”都同音异调谐音。本词典，“毛头(伢）：婴儿，不满一岁的小孩。徐汉斗《汉口小志?风俗志》：‘呼小孩为毛头。’”可知“红帽头”的理据是“哄毛头”，即哄婴儿，约定俗成专指被敲诈的人，枉费钱财的人。“红帽坨”便是“哄毛坨”的理据，犹如哄毛孩子。“坨”是量词：团、疙瘩。而“耙头：1没有安柄的耙子。2红帽坨。”按，由1义显然不能产生2义。耙头2的理据是谐音“怕透”：对敲诈者怕透了才会被敲诈。又谐音“趴歆”：把钱趴拉抖掉，就是枉费钱财。“头”与“歆”同音异调。

    朱先生在武汉出生、工作，调查研究武汉方言数十年，1987年和1995年两次撰著《武汉方言词典》。至今对所举例的几个词语不得其解，笔者只是近年感到方言词大有学问才试作探求。由于把握了谐音趣难这一钥匙，所以在看到朱先生补充的“红帽头”后，便豁然贯通而文从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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