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变文》再校议

    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敦煌变文集》之后，即开始了历时长久的校释讨论。既有著名学者率先的主导，也有众多的变文爱好者的踊跃参与。这一讨论更显示了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的求精求细，也证明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的规律，为敦煌文献乃至整个古籍校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潘重规《敦煌变文新书》、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三书代表了先后阶段性的成果。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则是既采众长而集大成，又多有校注者新见，此书似乎成了敦煌变文校勘断后之作，再也没有相关的讨论新作。但是细读《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不仅著者尚有“待考”之类的说明，而实际文义未安、尚需斟酌的也多有。本文先对《王昭君变文》申说若干讨论意见。每条校议先标示《校注》的页数、行数，再录原文。“校注”即引《校注》的校注。另段申述笔者校议。为求简便，变文语句已校而确的，一般不再直引原有误字、衍缺文字等，也不作交代。

    156-6愁肠百结虚成着，口口口行没处论。

    按，“着”字义无所承，必是“看”之误。“虚成看”，即无心看，虽看犹未看。“没处论”，即不作评论。两句言昭君入蕃路上对塞外奇异风光心不在焉，未曾观赏，不作评说。《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叙目连在佛所居双林树下坐禅天边海气无遐换，陇外青山望戍楼。”（1025-9）《校注》言：“无遐换”当作“如霞焕”。但海气怎会如霞焕，佛所居之地怎会又有戍楼。目连望戍楼，是要说他心空无物，还是说他尘缘未了呢？今议，两处宜是“无暇看”，“虚望瞜”，两文是同一写法。

    156-7贱妾倘其蕃里死，远恨家人招取魂。

    按，项楚书注：“按此句言昭君以不得身葬故土为恨。”事理虽对，但句意则不安。试看：远地遗憾家人招我的魂，岂不正与事理相反？可见“恨”字碍意，当是“报”字之误。右旁极相似，“报”是按草书楷化的简体，民间早已如此，左旁也易成误。后文：“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请报汉王知。”前文概述昭君入蕃途中思恋汉王的心理活动，所以早有此愿，文章前后呼应。“报”误为“恨”，敦煌抄卷有例。《难陀出家缘起》：“受限此人缘易尽，房中所以独孤栖。”（592-11）《校注》：“此句谓由于六道轮回，能禀受人形的机会很容易失去。”避言“限”字之意，实应是“报”字之误，“受报”即受此果报。《敦煌歌辞总编》第157页《洞仙歌》：“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飘荡，捣衣嘹亮。”此“恨”也是“报”之误。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和关切无法让他知道。必不是憎恨丈夫，要憎恨的话也不会感叹“无计”。

    156-12当心而坐，其富如云。

    此“当心而坐”不是说突厥位在东南西北四个邻国的中心地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四邻，但不一定恰在中心，靠近任何一边的可能都有。专说在中心地区，则应归上句，而且要负载意义，从政治、交通中心之类说，文意又不如此。句言突厥单于议事时在帐中心而坐，臣辅众星捧月。“其富如云”与在四邻之中心也无事理关系，又难说突厥是富庶之国，富又不用“如云”来形容。种种事理说明“富”是“辅”之误。后文即有“首领尽如**集”句。《汉将王陵变》也言：“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均可证校议。

    156-13毡裘之帐，每日调弓；孤格之军，终朝错箭。

    校注：原卷“格”字模糊，疑非“格”字。

    按：项楚书言：“格即战格，军营防御用的木栅。”但“孤格之军”实在讲不通。《校注》不采此注，疑非“格”字为确。可议是“悍”字，“犷悍”词多用于描写少数民族。“孤悍”即绝悍、最悍。

    156-15何惭尺璧，宁谢寸阴！

    校注：语本《淮南子.原道》：“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又《千字文》：“尺璧非宝，寸阴是兢。”此处反用之。谓匈奴不惜时光。“谢”有惭义。

    按，项楚书所注相同。但是，事理是光阴宝贵，应珍惜，而没有“谢光阴”的说法。引典既没有“惭”，也没有“谢”之意思。而“惭”却没有“惜”之义，则句意不得成立。今议“惭”是“愧”字义误，而“愧”又是“贵”字音误。本欲误“贵，，为“愧”，却因“惭愧”词而实误成“惭”。“谢，，则“惜，，字音误。如此才是不惜时光之意。“贵”误为“愧”之例，《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不愁与本教经纪，媿在图儿立得身。”（975-9）《校注》即校“媿”为“贵”。《敦煌歌辞总编》第871页《求因果》：“愧要中心作佛人，教得善因缘。”任半塘注：“愧要’句待校。”实即“贵要”别写。

    156-15直为作处，伽陀人多出来掘强。

    校注：“直”上原有“是竟”二字。蒋礼鸿校：“‘是竟’就是‘是竞’，应连上‘寸阴’作一句，而下面是两个六字句。”按：“是竟”当是衍文，删除。“伽陀”原录作“伽花”，“花”当是“陀”或“佗”之形讹，“伽陀”疑当作“延陀”，盖“伽”底本或作“迎”，与“延”俗字形近而讹也。《旧唐书.北狄传》：“十六年，遣其叔父沙钵罗泥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匹。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崛强，须早为之所。……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糜，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直为作处”当有脱误，意思应即此处之“须早为之所”，“伽陀人多出来掘强”似即此处之“延陀崛强”。

    按，此处是敦煌变文中最难校勘的一处，上述校议仍多有碍。所引《旧唐书》唐太宗言允许延陀和亲语“早为之所”与变文句意不承。变文叙突厥不宜呈强，压四邻。《旧唐书》五代撰成，其中语句怎会早在唐代民间变文中出现？蒋礼鸿先生本是在“人多”之前断逗的。今议，此段叙突厥各种习俗的文句应是从《史记.匈奴列传》而化用的，其他文句不——对比，只引与议句有关的太史公话：“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据此，议句似可恢复为：“口口（唯利）是竟（竞），口直口口（不羞遁走），口口口口（逐水草徙），为作处伽（在处为家），口人花多（人习侵伐），出来掘强。”这样，从文意上与下文相承而作转折：“若道一时一晌，犹可安排；岁久月深，如何可度。妾闻：‘邻国者，大而大，小而小，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独乐一身，苦他万姓。”变文的思想性，昭君的光辉形象，都得以加强。从句式言，议校句之前六个四字句，议校句也是六个四字句，校句之后又是四个四字句（“若道”是领句之词，不计在内），前后一贯。若依《校注》，前六个、后四个四字句之间，是“直为作处，延陀人多出来掘强”，显然不合宜。

    下面再具体申说议校的理由：据“利则进”义，故有“唯利是竟”之句，原文“是竟”非衍文。“竞”在句中与“进”事理相通而合宜。

    原“直”应是“羞”字之误，知当有“不羞遁走”句。

    “作”是“在”字潦草而被抄者误认误抄。《李陵变文》：“今朝死在胡天雁，万里飞来向霸头。”（129.13）《校注》校“在”应为“作”，是。《庐山远公话》：“是时相公再在莲宫之会重开香积之宴。”（268-9）“再在”是“再作”之误，与“重开”复说，《校注》也失校。《敦煌歌辞总编》第1307页第899首：“人生不外非虚计，万古空留一土堆。”校记言：“外”字各本均作“在”。按,“外”即“在”之误，“在”则“再”的代音记写：人死不会再生，此话非虚言。“为作处”由“在处为”之误。“伽”是“家”的代写。因而前或后脱“逐水草徙”句意，具体用字或有不同。

    原文的“花”，其宝盖当由“家”字中而来，即发现“伽”的别写，要改正成“家”而未写全，又把“伐”字误为“化”而置在宝盖之下。“多”字是“习”的繁体上部“羽”字误成上下结构的误认识抄。此句脱失“侵”字。“出来掘强”中，“出来”是“生来”义，与《史记》“其天性也”同意。

    157-2策拜号作烟脂贵氏处若为陈说。

    校注：若，原录作有。“若为陈说”为变文中由散入韵处所用提示语，意即“如何陈述”。

    按，“若为陈述”固合宜，但“有”宜是“而”形近成误，“而为转说”在变文中也多见。《汉将王陵变》：“趁到界首，归去不得，便往却回，而为转说。”（68.6）又：“其时天地失瑕无光，而为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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