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项托相问书》再校议

    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孔子项托相问书》的校注，仍有可商可补的。

    “大戏相杀，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

    “里空”意不畅，当是“理空”记音字，指相杀、相伤没有道理。

    “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

    《校注》：“初来花下：妇女做产。……新妇理应服侍婆婆，但新妇做产时婆婆例当接生和护理新妇，故曰‘妇坐使姑’（‘坐’字义含双关，既可指一般之坐，亦可指坐蓐之坐）。‘初来花下’盖出佛典。《太子成道经》变文：‘圣主摩耶往后园，彩女殡妃奏乐喧。鱼透碧波堪赏玩，无忧花树最宜观。无忧花树叶敷荣，夫人缓步彼中行。举手或攀枝余叶，释迎圣主袖中生。’同篇下文尚有更详细的描写，都是说释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来到花下攀枝而生悉达太子（释迦托生为太子）。其中云：‘喜尔之次，腹中不安，欲似临产。乃遣姨母波阇波提抱腰，夫人手攀树枝，彩女将金盘承接太子。’即妇坐使姑之意。张鸿勋谓‘初来花下’指新婚，未确。”

    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初来花下：谓新妇刚刚过门。”与张注同，《校注》舍而未及。《校注》之议，多有不妥。摩耶夫人生子是在无忧花树之下，不是在一般的“花下”。是在欣赏园景“喜乐之次”，不是“初到”无忧花树之下。姨母抱腰助产，但姨母并非婆婆。说我国民俗’婆婆例当护理产妇是对的，但说“婆婆例当接生”便不合实情。摩耶姨母只是适逢其时而助产，并未护理产妇。其他佛典或佛教文学作品，不见一例“初来花下”指助产之事，因为它难以成为典故。《孔子项托相问书》所有问答事项全是从我国文化取材，汉代以后佛典始入我国，此文作者不当让孔子项托预知佛典中的内容。

    今议“花下”当校勘为“他下”，意思是他家。“花”字下部的“化”是“他”字成误，又误加草字头。《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l期拙文《王昭君变文》申说“口花人多”是“人习侵伐”之误,“伐”误成“化”而又加宝盖，与此类似。敦煌文书中“某某下”就是“某某家”的意思。《汉将王陵变》：“二将第四队插身，楚下并无知觉。楚家军号总须翻”。《捉季布传文》：“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敦煌本《捜神记》“王子珍”条：“我儿一身未得好学，遂遣向宋州博士边孝先生下入学。”即“边孝先生家”之意，另卷异文作“边先生处学问”。下、家、处，三者同指。p.3835《四方金刚咒》有这样一条咒语：“小儿衣（夜）啼方：你是厨中则（戳）火杖，著下差你作门将，与吾捉取夜啼呼，直到朋（明）即放。急急如律令。敕摄。”其中“著下”应校为“吾下句言：我家让戳火杖当守门将。此“吾下”与“初来他下”中相同。

    《韩擒虎话本》：“前后不经十日，有北番大下单于遂差突厥首领为使，直到长安，遂索隋文皇帝交战。”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把“大下”校为“大夏”，特为设注：“原文‘下’当作‘夏’。大夏是东晋时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407—431），与韩擒虎时代不相值。又北宋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也称大夏。”这等于说，此变文的作者、讲说者发生了历史年代的极大错误。

    《敦煌变文校注》也作“大下（夏）之校。注言：“大下，应即大夏。疑指北宋时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于1032年称号大夏，史书称为西夏。当时西夏对宋频频寇略，故话本塑造出韩擒虎这一英雄形象来作为抗敌宣传。但敦煌写本的时间下限今所知不到1032年，故仍有待于校证。”

    同书校注：“韩建瓴云：‘殿头高品’，它的设置时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仅26年。这个时间对我们确定《画本》的创作时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画本》的创作不会早于983年，也不会晚于1009年。……因此，《画本》不是唐话本，而是宋话本。’按：本文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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