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国戴密微关于王梵志年代的拟议

    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1894—1979）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述多种，有“法国汉学泰斗”之誉。他在敦煌文学方面尤致力于敦煌歌词和王梵志研究，整理出版了《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集》。是当代最早的王梵志诗集。

    王梵志年代的拟议是王梵志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古籍有“当隋文帝时”或“当隋之时”的记载。胡适曾认定约公元五九零至六六零年，得到郑振铎的同意，多数学者则审慎地说是初唐人。但都未作论证。日本入矢义高一九五四年首次提出异议，认为王梵志是天宝至大历年间人，或者也许是唐末五代人。一九七三年，戴密做出版《汉学论著选读》，再次论证王梵志的诗“创作于八世纪”。入矢氏和戴密微的拟议基本一致，但论证方法迥然不同。本文试从戴密微的论证方法辨明他的结论的失误。

    戴密微的论述集中于下面的文字：

    在这一卷的末尾（笔者按，指《逢难倘能忍》一诗，见《王梵志诗校辑》第一二二首），很明显地暗喻唐朝一个名叫娄师德的历史人物，他死于六九九年，因此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像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零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否定了这种假定，恰恰表明这些诗创作于八世纪（且不论王梵志本人）。诗中语言通俗，内容是非正统的以至有些滑稽可笑，带有各种宗教影响，着重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

    看来，戴密微是用点面结合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来作判论的。推断“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这是掌握一个制高点；从诗人全部创作的基本主题推论只能属于动乱时期，即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而必不会前达于贞观或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不会属于初唐或盛唐时期，这是对全局的控制。我们同意，甚至欣赏这种出奇制胜的方法，但非常遗憾他的具体推理粗疏因而结论致错。

    先看关于娄师德的推论。论者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唾面不拭”的表述肯定是娄师德首创，所以王梵志的诗只能因袭于后，而不会比娄师德早。我们说这只能是一个主观认定，尚需必要的论证。没有确证，就应想到娄师德的表述早于、同时于或晚于王梵志的可能都有。我们可以确证，用“唾面不拭”表述极强的忍耐性，并非娄师德首创。

    事实土。这种表述的渊源要比娄师德早得多。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第六九丸页，就《太平广记》卷一七六娄师德此语写札记如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笔者按：实为卷二）谓师德语本《尚书大传.大战篇》太公曰：“骂汝毋欺，唾汝毋干。”罗壁《罗氏识遗》卷二：“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呑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与《大传》载太公语适反，正师德所戒也。“小说”当即

    《太公家传》或《太公家教》。

    可见汉代的《尚书大传》已有“唾汝毋干”的表述。《管锥编》所记《能改斋漫录》引太公语，误脱后两句。全语为：“骂汝毋欺，唾汝毋干。毋欺毋干，是惟艰难。”这与梵志此诗“逢难傥能忍，能思最为难”（笔者按：“能思”疑是“能忍”之误）的意思完全一致，也可说明梵志诗直承太公语意、所以戴密微谓此诗必作于娄师德给其弟作此规诫之后，又再向后推延到娄师德六九九年死后的八世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戴密微教授选取一首诗先定出大致年代作为控制点的方法虽好，但所选的“点”不够典型，推论的过程更不严密。因而不能起到“制高”的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所谓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说王梵志的诗“着重的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进一步推论，即：这种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为民执言的主题，只能产生在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时代，在贞观、开元之时的初唐、盛唐，只能产生歌颂的主题和欢乐的情调。戴密微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虽然他没有如此明言），才推导出王梵志的诗是在属于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这一动乱时期写作的。

    是的，《毛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很有见地的。但应当认为，这是就整个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而言，不是就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而言。在总的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格之下，仍可以有少数或个别作家、作品的不同精神或不同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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