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的一种助词用法《係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辨误

nbsp;……而汝巳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身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上面的例证充分说明动宾间置“于”字，完全是汉语固有的习惯，与从梵文译佛经并无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上有来者，在上古汉语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语言现象。

    杨伯峻先生说这种“于”是介词的一种“特殊用法”，这个说法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严格说来还是不正确的。称为“介词的特殊用法”，就等于承认仍然是介词，只是不同于它的一般用法，如引进时间、地点、比较对象、凭借、主动者等，但是这种“于”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引进，它后面的成分是句子的宾语，本是直接序于动词之后而无需介词引进的。这就说明这种“于”并非介词，自然不能说成是介词的特殊用法。我以为这种“于”的性质应是助词，完全没有词汇意义，也没有一般的语法意义，仅是垫助一个音节而已。对于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全局而言，垫助这个音节毕竟是少数，有特殊性，难于理解其必要，但就这个范畴的某一局部(如某一时期、某一著作、某一词语等）而言，这种用法却并非罕见，显示着相对的习惯性、规律性,同时在别的范畴中也有类似的垫助用法，有一定的横向联系。这正是纯粹的助词的特点，“于”字的这种用法正是如此。

    上文的例句显示了先秦时期动宾间用“于”字的习惯性，其中《左传》更为多见。汉代至清代延续不断,限于篇幅,此不详及。这就是同一语言范畴中的一贯性。助词“于”同样也分布在其他语言现象中。

    首先是《诗经》中动词前附缀“于”字，这种用法是非常发育的。如“君子于役”，“叔于田”，“之子于归”，“燕燕于飞”，“王于出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助词，也有学者另认为是词头。其次是虚词辞书或古注中常言的“语首助词”或“句中助词”，这里也不用多说。总之，三者的“于”字有一致性。

    同类语言现象的比较，也可以是同别的助词的一致性。比如“以”字作为垫音助词用在动宾之间，也是比较多见的：

    赋纳以言，明试以功。（《尚书.益稷》）首句言米纳进言。

    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问“有区别吗？答语“无以异”，即无区别。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荀子.尧问》）

    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管子.兵法》）

    故师之所处，生以荆棘。（《淮南子.人间训》）

    穷谷之污，生以青苔。（《淮南子.泰族训》）

    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靡芜，杂以留夷。（司马相如《上林赋》）

    附以兰錡，宿以禁兵。（左思《魏都赋》）

    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论衡.逢遇》）

    积以岁月，皆得其用。（《齐民要术.序》）

    时曹军兼以饥疫。（《资治通鉴》）

    母程氏亲授以书。（《宋史.苏試传》）

    人生斯世间，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钟嗣成《录鬼簿.序》）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刘知几《史通.叙事》）

    以上是“以”字垫助在动宾间的历时的少许书证，与“于”字恰是完全一致。类似的助词还有。这种比较更有助于认识“于”字的助词性质。

    最后再看“于”的这种用法是否“下无传承”。有下面一些例句可供考虑：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商榷。”

    “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人们借助于语言这个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播知识。”

    “这一工作已接近于结束。”

    “他的说明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这些句中的“于”都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也都是可以不用的，情况与古汉语中相同。所以,应当说，“于”字在古汉语中的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少量残留，而不是全部消失。另外，还有“难于……”、“易于……”、“免于……”的说法也是沿用古语，其中的“于”也还是助词，与动宾间的“以”是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而所有这些情况，又都说明助词“于”是汉语自古而有。

    梁晓虹同志不仅把汉译佛教中的这种“于”视为新生的语言现象，判为受梵文的影响，而且作了深一步的探讨。他说：究其根源，恐怕有如下三个因素：汉魏南北朝的译经者大都是西域僧人。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后面常跟“于”字，引出动作的处所、时间和对象等等，“于”是介词。如《荀子.天论》“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线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

    因为翻译的需要。汉译佛经，一般都有对称整齐的特点。特别是佛经中一种特殊的说教形式“偈”，大都以四字为句，更能体现出这个特点。因此，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于”字的这种用法便“应运而生。

    译经时，译经者总是尽量利用了汉语原有的双音节词，另外，由于不少新概念的输入，通过译经也新创了不少双音节词，这就使得佛经中双音节词相当丰富。因此，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译经者常喜欢再加个“于”字，以凑成双音节，而这个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

    既然“于”字的这种用法是汉语所固有，梁文所言这三个具体原因也就被釜底抽薪而不能成立了。不过梁文的这种思考，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即“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不认为这种“于”是介词，认为它只是起到垫助音节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不过梁文例果为因了。正因为上古早有这种用法，译经的西域僧人便推而广之，大量的用在译文中求得四字句或双音节停顿的整齐和易读。这是“流”，而非“源”。梁文的“应运而生”倒可以改为“应运而广”。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讲经文、俗赋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于”的这种用法极为普遍。现代汉语中“难于”、“易于”、“便于”、“免于”的频率也较高，也是由于垫助“于”字而成为双音节停顿，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于”是后缀性质。佛经中多用这种“于”，倒说明了西域僧人对汉语的精通，因而熟能生巧。梁文所言：“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这也是把情况完全说得相反了。

    梁文第三条原因说带“于”字的动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不正确的。

    “一切毛孔放于无量无数色光”，“见于……所有山林河海”，“我今不大受于苦恼”，“离于牢狱”。梁文说上述例中，带“于”字的都是“动补结构的双音词”，因此，“放于”可释为“放出”，“见于”可释为“见到”，“受于”可释为“受到”，“离于”可释为“离开”。这种说法都是不妥的。以动补结构的双音词言，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第四十六节“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已证明动补式合成词在汉代时已经独立产生，东汉典籍中已多见。可知带“于”的动词在语法上是另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决不能做汉语动补合成词的渊始。

    从词义言，梁文先说这种“于”字是“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后说“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本身就已自我矛盾了。同一个“于”字，既是“出，的意思，又是“到”、“开”的意思，这哪里还有科学性呢？把“离于”释成“离开”，但“离开”是联合式合成词，“离”、“开”同义复说，并不是动补式，这又是一个矛盾。所谓“可释为”，是具体表述问题，是意译，意译并非确切的词义，是以词义为基础的灵活表述。应当把二者分开。“见于”就词义言，仅止于“见”，而“见”在句子语境中，本身就指“见到”。可知“到”之义是由语境来，并非“于”的词义。因此，“见于”仍是单纯的动词，并非动补式。“于”字在诵读上虽依附于“见”，但在语法结构上却介属于动词和宾语之间；没有宾语，“于”字无从垫入。

    梁文的一切失误，都在于未从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作考察，因为涉及汉语史上一些具体问题，所以辨说如上。

    (原载《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