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书《推九曜行年容厄法》等写本研究之异议

; 高国藩对此卷文书的研究有《唐代敦煌的看相与算命》一文，刊载于台北《历史月刊》第27期（1990年4月1日出版）。高书中《敦煌九曜算命术与俗文化》一文的附录是《敦煌算命法：七星人命相属法》，实际是把《唐代敦煌的看相与算命》的要点作简述。所校录的p2675卷残文是：

    午生人属破军星，日食豆三石八斗，受（寿）命九十五。

    巳未生人属武曲星，日食大豆三石八斗，受（寿）命八十七。

    辰申生人属廉贞星，日食麻子五斗，受（寿）命八十三。

    卯酉生人属文曲星，日食麻、小麦九斗，受（寿）命九十五。

    寅戌生人属禄存星，日食稻米一百六斗，受（寿）命九十五。

    按，“受命”指领受寿命、享受寿命，无须校改为“寿”。对于关键的“七星”是什么星却避言。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占卜研究》正确指出：“这里的‘七星’以及与‘生人’的关系，已见于隋萧吉的《五行大义》卷四引《黄帝斗图》。七星‘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二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但仍然未指出“七星”是什么星。

    高、黄二君都以“日食”二字连缀成意，是很错误的。黄书有言：“所谓某年生人‘日食’某某若干。则似后出的说法，可能其中有外来因素的影响。”这是不确的。“日”字应当属上，作“文曲星日”之类：卯酉是文曲星所值之日。即是此年出生者的本命日。“食”不是动词，而是名词：粮食。名义指祭品，实际指给道士的酬金。

    高书的解释更误：

    “敦煌算命书认为，人的寿命不完全是命中注定的，后天获得性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午生人虽然命属破军星，破军为不祥之凶兆，但是它可以通过食豆。豆谐音为斗，故此物具有生命的魔术力，又增加了营养，故而可以改变原来破损之命运。相反，像命属文曲星、禄存星，命很好，本该长寿，但是仍然要不断增加自己后天生命力……可见人寿命非命定，有一大半掌握在人自己手中。如此看来，它和后世的‘麻衣算命’宣扬的一切命定有显然的区别。从此卷强调食豆麦米看来，它具有汉民族性特征，又如此强调农产品对生命重大价值，则兼有其农民性特色。”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轮》也重复如此内容。而且赫然醒目的目录标题是：《〈七星人命相属法>的促进人体健康之价值》。其中说：“而其食农产品之数，则多具有象征性。‘三’为吉数，早有‘三阳开泰’、‘板（按，‘报’字之误）得三春晖’等之说，‘八’象征‘发’。‘九斗’，‘九’象征‘久’。‘一百六斗’，一百为完满，而‘六’象征‘禄’。由此可见，食品数既具有象征性，便不是硬性规定‘日食小麦九斗’非在一天内吃完九斗麦不可。而是根据人的实情，择吉而从之。”这却把近多年才有的“六、禄”、“八、发”谐音，说为唐代已有，错误的说为是象征。对文书中说的是麦、麻、稻不顾，只说“豆谐音斗”。

    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书因观点错误，加上不做实际深入研究，捕风捉影，也是“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但粮食与生命的关系，还要经过算命才知道？“食大豆三石八斗”之类，不是一天的食量，又是多少时间的食量呢？向神求寿命的十足的迷信，今日的民俗学家居然高度评价：人寿命非命定，有一大半掌握在人自己手中。

    下面是笔者对这些难点的探索。

    《黄帝斗图》虽已把人的生年与七星相配，但没有“食豆三石八斗，受命九十五”这两层意思。《云笈七签》卷二十五《日月星辰部》有《北极七元紫庭秘诀》，是祭奉北帝七元真君求福求寿的科仪文。开篇说：“吴赤乌二年，葛仙公授之于太上魏朝时叶先生，传之于世。”葛仙公是对葛洪的三代从祖敬称。科仪正文是：

    “太上虚无真要通紫庭魁（身）、魉（禄）、魑（福德男女）、魈（命）、魍（官职）、魅（寿考）、魑（妻妾奴婢）以上七位，用灯七碗，于道靖内明点。占其明暗，即知本位灾厄。”

    那六个怪字，是道教对北斗七星名字中的字的神秘写法。所谓“七元真君”就是北斗七星，却给起了三套名字。第一套是：

    一、阳明星，子生人属之，食黍米。

    二、阴精星，丑亥生人属之，食粟米。

    三、真人星，寅戌生人属之，食糯米。

    四、玄冥星，卯酉生人属之，食小豆。

    五、丹元星，辰申生人属之，食麻子。

    六、北极星，巳未生人属之，食大豆。

    七、天关星，午生人属之，食小豆。

    第二套是说七星显形或下降人间时，化为童子，它们的名字另是：一，枢明童子。二，曜灵童子。三，北元童子。四，宝积童子。五，丹婴童子。六，灵清童子，七，紫映童子。

    第三套名字及执掌是在求福寿的祝愿语中提到：“北斗延生神咒，念之安神延寿。北斗七元七灵，玉名贪狼、巨门，保臣长生；禄存、文曲，护臣生魂；廉贞、武曲，卫臣生门；破军辅弼，保臣长生。”又说第一和第三套名字的对应关系是：“贪狼之讳，阳明之星。……巨门之讳，阴精之星。禄存：真人。文曲：玄冥。廉真：丹元。武曲之讳，北极之星。破军之讳，天关之星。”

    道教迷信的一个特点是随意编造了许多神灵，同一神灵又有许多不同名字。上述对北斗七星就是如此，在别的道教文书中，还有许多其他名字。

    这一科仪中说的“子生人属之”，是说子年出生的人属阳明星所管，阳明星就是他的本命星，自然是向这位神求福寿。也就是说，把十二支与七星搭配，第一和第七位星神都各管一个支年，其余五位各管两个支年。

    现在来解释“食大豆三石八斗，受命八十七”之类说法是什么意思。

    科仪中又说：“本命日及禄命合日相生之日，犬鼠不至处，划削草秽，净地之上，用丑、亥、未时祭之礼，是谓扫地而祭。亦可使白茅藉之。若人能知星名及所食之物、所行之处，常得吉胜也。右件醮时……每星下用桌子一只，上安供养物。……仍各减少许星粮，以一囊可方一寸贮之，头戴而行，有急难，三呼本命星名，求其救助。”原来“食大豆”之类是星神的粮食。

    星神除了吃粮外，还有许多生活需要物品。科仪中专门有“醮物料”一节文字：

    “代人（一十二躯）白米（敛）命绢（一匹）贴体衣（一对）命巾（一丈二尺）

    金环（一对）玉环（一对）盐（一斗二升）禄米（一石二斗）铜钱（一千二百文）

    豉（一斗二升）案表纸（一百二十张）笔（一管）墨（一梃）

    香炉净水案（一面）镇信采

    东方（青绢九丈九尺）南方（绯绢三丈三尺）西方（素绢七丈七尺）

    北方（玄绢五丈五尺）中央（黄绢一十二丈二尺）果子所食：李、栗、桃、杏、枣、梨、胡桃、干柿净床（两张）北壁（按一张）七元图（安西南）图用青绢两幅长九尺画之。”

    让人大疑不解的是：星神能吃这么多粮食吗？供桌上能放下这么多粮食吗？星神也要穿贴体衣、戴金玉环？其中的“代人”指金银，后文有解释。如果是在自己家中祭神，事后这些祭品自然仍归己有。然而，科仪也就不必设计得如此繁多。唯一的可能是，这是在道观由道士主持求福的“祭品”：借神之名为道士自己骟取各种用品和钱财。穷人没有这样的经济力量，但大官和富人最贪恋自己的现有富贵，而且要多多益善，最虔心求福寿。他们对这样的“香火钱”是不在话下的。此科仪文一开始就用那六个怪字特意表明，自己和别人的什么好处都能求到，诱惑和欺骗性是很大的。另外，较穷的人，也会要求减价求福，道士自然也是相机行事的。

    汉代前，巫祝高价收费的文献记载如《道典论》卷三引《明真科经》：“无极世界，男女之人，生世恶逆,杀生淫祀,祷祠邪神,歌舞妖孽,自称姑郎,食啖百姓,脏满罪定。”张道陵初创天师教时革除此弊。刘宋陆修静《道门科略》：“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威盟之道，禁戒科律……不得复有淫邪之鬼。罢诸禁心，清约治民，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但张道陵死后，旧弊依然。《老君音诵戒经》：“而后人道官诸祭酒……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迫，教人會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男女道官……脏钱逋说，贪秽入己。”

    《赤松子章历》记：“始觉有疾首罪乞恩章：钱百一十，米三斗……保蚕章：油二斗四升，白素一匹，缯、黄缯、绛缯、素绢、青绢、纹、青纹、紫纹、五方采、黄布、绛巾、绢巾、衣绵、炭、蜡、鸡卵……金环、银环、钏子、金人、锡人。”又如《病死不绝，银人代形章》：“锡箔人，随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银，无用锡人。或钱九十九。奏章后，投水中。”《驿马章》：“以金人一躯，上诣北斗，拔命除死厄。五色采各一匹，以诣五方五帝，迎益官禄。紫案巾、牙笏、衣、帻、木履等，以证禄位。紫伞盖一张，以盖本命。席一领，以铺正座。油一斗二升，以彻照虚玄。青丝延续禄寿。米一石二斗，以益仓粮。纸墨笔，书立生籍。钱一千二百文，以证丹心。香一斤，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寿无穷。”

    所谓“银人代形”，是大病不愈时请道士向北斗祈延寿命的基本用物：本人尸体的代表。最简单的是用锡做人形，最好用金银做。祈祷以后把它投到水中，表示它已经代表病者死了，病者就可免死。为什么不用纸、土、木人？那金银人是由道士扔的，他暗中做手脚，便为他所有。可以用金钱代替金银人，不是欺骗性更明显吗？前面所引《北极七元紫庭秘诀》言，向北斗祈延寿命要用“代人十二躯”，实际就是十二个金银人。

    这样论证，充分可见p2675《七星人命属法》的“食豆”之类，表面是指祭供给星神的粮食，实际是道士巧立名目的酬金，是热门迷信商业化的“明码高价”。

    五、星象算命迷信机制的揭露

    星象算命的迷信机制有四。第一个是为什么用星星？

    我国很早就发展到农业社会，对天文气象有细致的观察和预测。天文气象对气候、农业、经济有直接关系，古代聪明的政治家和天文学家由此受到启发，巧智地说：如果帝王将相品德沦落、政措多弊，天意就用星辰运行的异变来劝诫、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尽快改正。这实在是很高明的办法。

    《史记.天官书》是现存最早最系统的古代天文著作，它的全部内容都是说明某颗星的某种变化是劝诫、警告哪一类官员的。比如，开头的一段：“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是说北极星为中心的“紫宫”星区是天的中心区域，所以象征国君和最高层的官员。“其一明者”是紫微星，隐言它代表国君。旁边的三颗星代表太尉、司徒、司空。后面的四颗星最大的一颗代表正妃，其余三颗代表其他的嫔妃。周围环绕的十二颗星代表国君的重要大臣。可以想象，这样的设计是经历很长时间才约定俗成的。《正义》在《史记.天官书》篇首引张衡云：“众星裂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象物、象事与象官是一致的。全部《史记.天官书》没有星象决定普通老百姓或地方官员命运的一个例子。

    所谓警戒的说法虽然是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善意欺骟，但也是迷信手段，时间渐长，暴露出弊端，不被相信。而民间迷信职业者却大钻空子，移花接木，用星象给一般人算命。他们并不懂星象，也不看星象。原来的八卦算命是利用时间和方位因素，它们都以干支来表示，于是产生出把人出生的干支转换为北斗七星的某一个，从而编造一些吉凶事项。

    星象算命的第二个机制是：为什么要转换为北斗七星呢？这是因为早就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迷信。在我国的地理位置，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方位，古人按照初昏时北斗星的斗柄所指的方位来辨认季节。斗柄朝东，天下皆春；斗柄朝南，天下皆夏；斗柄朝西，天下皆秋；斗柄朝北，天下皆冬。有道是：“斗柄回寅（指代东方）万户春。”春天草木复苏，一片生机，于是北斗与生命有条件的非理性的联系起来。迷信把人将死，求再生的愿望，用拜北斗的操作性来寄托，同时也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创收的途径。这便是“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缘由曲折。

    第三个机制是为什么又变为用九曜？

    在个数中，九是最大的。又可以谐音“久”。而时间的久便会实现量变到质变。人的健康和寿命也是这样的过程。相传是黄帝著的《灵枢经》卷九《阴阳二十五人》篇中，传说中的黄帝时名医歧伯所言：“歧伯曰：‘凡年忌，上下人之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谓年忌。’”

    这有两层意思。一层，从七岁起每隔九年，人的健康就有大忌大危险。从七岁说，因为古时儿童自然死亡率高，而且儿童也没有无为奸事的教育意义。只说到六十一岁，因下一轮是七十岁，已是古来稀，死而无憾。另一层，做好事，“无为奸事”，便可自安。前者是规律，后者是善意的欺骗。“九”之数，未必；“久”之理，则确然。迷信职业者又对此加以利用，舍弃无为奸事的劝告，从“九”的相对之数，转变为绝对的拜九星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寓含“救星”的谐音。这类迷信的淡化和趣化，便是民间广泛流行的过寿民俗：过九不过十。还有所谓“明九”、“暗九”的说法。

    第四个机制是许多奇怪的星名是怎样来的？对原有的事物另起新奇名字是算命迷信常用的方法。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让人不知所云，一是吓人。例如把罗星叫“黄幡”，把计都星叫“豹尾”，就与字面的意思丝毫无关，是故弄玄虚。黄幡是旗帜等的黄色垂带，豹尾是旗帜或天子仪仗车上的饰物，或画或实有豹尾其物。高书的《道教的黄幡、豹尾与行年卜筮》专节说：“本来罗与计都仅是天上的两颗星，和人的命运没有关系，可是，敦煌民间的星命家却依据这两颗星的形状，联想到道教的黄幡与豹尾的形状及其有关的禁忌理论，于是有声有色地演绎出来了……吉凶算命理论。”然而这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说法。罗喉只是恶魔，印度人假说它是星。没有此星，哪来此星的形状？它与黄幡有什么形状联系？计都是彗星，它是像黄幡呢，还是像豹尾？高书也含混不言了。高书用了两千多字，相对说清楚的只是：黄幡与豹尾是迷信指的不吉利的日子。但这是迟后的清代的情况，是流，而不是敦煌之源。

    实际上，黄幡犹言：大盖。“黄、皇”谐音。皇：大。“幡盖”连说，指车上的如伞的盖。而道教把北斗正叫“紫盖”。《云笈七签》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的首篇文章是《总说星》。其中说：“北斗星者，太极之紫盖，玄真之灵床，九皇之神席，天真之偃房。”高书所引清代《协纪辨方书》卷三《黄幡豹尾总论》：“黄幡者，三合之季象，华盖也。”由于高先生不作细致研究因而对此有提示性的“华盖”失之交臂了。黄幡本指北斗整体，被用为专指第一星，与所谓“头蚀神罗喉星”的“头”相承应。

    而“豹尾”的“豹”另是“暴”的谐音。暴尾即露尾：以露出尾巴为标志的彗星。黄幡与豹尾本来与星星无关，就与算命无关，自然也与凶事无关，由于敦煌此文书借谐音而指凶兆，后来的丧葬迷信才变说为指不吉利的方位、曰期。

    北斗七星本来是求生的，自然是吉神，不给人降灾祸，它们有人们已习惯称说的名字。从斗柄起，依次是：摇光、开阳、玉衡、天权、天璣、天枢、天璇。迷信要用北斗算命，用灾祸吓人,只好回避原名，而另外称名，也有几种不同。或利用已有的“文曲星”、“武曲星”，原来都指给人带来文昌武功好命运。但文曲星并不属于北斗。也利用寓含灾祸的别的星名，如“贪狼”即狼星。亦称天狼。语本《楚辞.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云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王逸注：“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汉语大词典》：“天狼：星名。天空中非常明亮的恒星，属于大犬座。有一个伴星，由望远镜可以看见。古以为主侵略。”解释的比较详细，还画龙不点睛，避说“狼”字的由来。《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应当是由此星“明朗”的特点谐音成为“狼”。狼角变色，指亮度减弱，所以把主盗贼的“功能”分配给它。但狼星并不是北斗中的星。“巨阙”原义是高大的门、著名宝剑的专名、针灸穴位名。把“阙”谐音为“缺”，就指不吉利了。这些又可以说是张冠李戴。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两件敦煌文书是地地道道的迷信内容，是迷信职业者愚弄群众骟钱的手段。但它在迷信历史中，时代早，较多的包含着星象算命的机制，因而是研究迷信发展演变的重要文献资料，对揭露迷信的欺骗性有价值，值得研究。然而，这类内容研究的难度也很大，应当谨慎，如同一切敦煌文书一样，先把文字原貌校理清楚正确，才可能得出恰当的认识。

    （原载《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