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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卜天寿抄《三台词》的校释与冯唐故事话本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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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末尾另有一些诗词和杂录。1971年12月,郭沫若写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后收入《出土文物二三事》集中。这些诗词的第一首是《十二月三台词.正月》的一首,郭文中校录为:

    “正月年首初春,改故迎新.李玄(理弦)附灵(抚琴?)求学,树夏(下)乃条口珍(调筝)。项托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相)秦,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臣)?”

    后来那沫若接受龙晦先生的指正,此文入集时有“追记”言“玄”及“附灵”二处无误,第四句应是:“树下乃逢子珍”。龙晦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后文将叙到。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郭文下面的一段解释中的有关问题:

    “冯唐宁得忠臣”:“忠臣”指魏尚,见《史记.冯唐传》。魏尚在汉文帝时为云中守,御匈奴,善待士卒,有军功。一次,以所上首级和所呈报的数目差六级,因而获罪,削爵,服劳役。冯唐在文帝前直言,使得解救,复为云中守。《汉书.冯唐传》所载,基本上全袭《史记》,只在传尾带了一句:“魏尚,槐里人也。”“良妻解梦”事,《史》、《汉》均不载,不知其详。盖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犹如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周文王因梦而得知有姜大公,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这个故事,在唐代还在流传于民问,并且见于吟咏,想必有记载;望识者告以出处。”

    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在1987年12月出版,所收的第164首即上述《三台词》,除“万户”二字仍空以外,其他文字全认从前校,在注释中又援引了郭文对“冯唐”句的说解,并且说:“良妻解梦”事久久未得记载,帷有随郭氏后,继续呼吁曰:“望识者告以出处。”

    《敦煌歌辞总编》出版之后,讨论校释的文章不少,尤以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文史》从第三十五辑起连载)为详,但对此“良妻解梦”句缺而未及。本文对此悬案试作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我以为本无这么一回事,句中有误字需要校订。

    还得从《史记》所记开始讨论:“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

    对“中郎署长”,《索隐》言:“谓为郎署之长。”对“辇过”,又注:“谓文帝乘辇,会过郎署。”郎署,是汉唐时侍从宿卫的公署。冯唐第一次是在郎署使文帝“闻廉颇、李牧为人”,而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的。冯唐第二次说“弗能用也”的话,正就是由魏尚事而引起,但传文未明言此次谈话的地点,只是说:“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据情理,是把冯唐召来而问,即不在郎署。但据第二次冯唐详细的解释,可证第一次谈话时,他已知魏尚受罚太重一事。即令没有这第二次谈话,按一般情理,身为郎署长的冯唐,当时也是知道魏尚事的。因此,郭沫若所言“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即由此才向文帝进言,使他获救,就是没有事理根据的了。诗仅言“若无良妻解梦”,并未明言就是冯唐得梦,也未明言是谁的妻子解梦,郭文却肯定说“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也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了。

    郭文所比附的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等二例,都是帝王自己得梦而访得贤臣。这完全符合帝王暗秉天意的理论和人们的心态。冯唐故事中如果真有类似的梦,自然应当是文帝自己梦见预兆冯唐、魏尚的某种情况,应当是有关的臣子解梦。这是至为明显的。退一步来说,假设确有冯唐得梦,妻子解梦的传说,冯唐又如何再同廉颇、李牧事联系起来,而有机会向文帝言冯唐事呢?这个推论的实质问题又是:传文所记冯唐两次言廉颇、李牧,对有关原因交代得清楚明白,合情合理,民间故事固然可以再作繁衍增饰,但偏偏要抛开原来这个基础,另外代替为冯唐得梦知魏尚,而且是经妻子解梦得知魏尚,便很难让人能看出有何必要。使魏尚故事中多出一个另无作用的冯唐的妻子,也不符合文学作品设置人物形象的一般理论。即令有妻子解梦,也无须特称“良妻”。在故事情节中对她的贤良有所表现时才会以“良”誉称。按照一般文学作品规律,在魏尚、冯唐这样单纯性故事中,也不会用一些情节去表现冯唐之妻是一位良妻。只有把这故事演化得结构极为复杂时,才可能设置冯唐有良妻。如果是这样,这一故事在后世总会留下一些记载,而不至于经郭沫若和任半塘先生相继“望识者告以出处”之后,仍一无反响。

    冯唐、魏尚事以原来的情节用为典故,在古诗文中极为多见,而作为素材再作加工增饰,另谋新篇的似仅《清平山堂活本》中《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一篇。话本研究者都说它取材于《史记》,这自然不错,但却也都未曾详细对比情节增改之处有无渊承。此《三台词》的时间在《史记》之后、话本之前,我们自然应把三者做联系对比,以探讨传承和演化关系。

    话本是把《史记》中冯唐两次直谏文帝合并成一次,说话地点又改变为在安陵的香火院中.有关的情节是:文帝在细柳营慰劳周亚夫军之后到了安陵,即汉惠帝之陵,夜间住在香火院,碰见香火院使臣中郎署长冯唐。文帝观看两廊前代功臣壁画时,有两位画像不认识,冯唐详讲是廉颇、李牧。由此引起文帝遗憾自己没有这样的良将,便引起冯唐直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接着就举魏尚事来证明。

    《史记》所记第一次谈话,未交代时间。但在叙紧接的第二次谈话时补言:“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可知相距时间不长,第二次谈话在文帝十四年冬。而细柳劳军是文帝后六年冬的事,可见话本作者为了使言廉颇、李牧、魏尚事更有故事情节性,更集中,便把两次合为一次,把地点由宫内改为安陵香火院。也就是不惜把历史时间向后退移八年。

    上述这些变动都是为了引出解说壁画的方便。安陵与细柳近,因而把时间改说为细柳劳军之后。细柳劳军也是为了振奋军心以备胡,与重新启用魏尚事也是一致的。解说壁画即可简说成“解画”,而“解梦”也就是解说梦旨。“解梦”与“解画”,一字之差,其间有无联系呢?按理说,冯唐解画的情节很可能也有所前承。

    查卜天寿抄本图版,“梦”字实际写作“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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